毛静先生浒湾研究力作浒湾听雨

按：笔者年获得江西省级重点社科项目《明清时期金溪浒湾雕版印刷研究》后，我于年2月开始正式启动了对浒湾的研究。此前很多学者对此有着深入探讨，这使我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在众多师友的支持下，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跑了金溪县乡及全国二三十家图书馆，走访了很多相关人士，终于完成了课题的研究，并形成相关成果陆续发表。此间，还完成了《浒湾版刻绣像精萃》《藻丽嫏嬛——浒湾书坊版刻图录》等小书，并在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年会上发表相关论述。让自己感到意犹未尽的是，如果有一篇历史散文来作一个小结的话，一定是一个不错的决定，于是有了这篇《浒湾听雨》，发表在“学者剑川”上，文章也许未必精彩，唯一的愿望就是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也欢迎转载、转发，当然，也敬请尊重本人的知识产权，这样的话，“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才会更有意义。谢谢大家。

一

时隔十二年重到浒湾，一切似乎没有大的改变；犹如与一位当年邂逅的朋友相约在此重聚，期待中充满忐忑。为了掩饰我内心的复杂心情，我需要一场春雨，为不安的心绪拉上一层薄薄的窗纱。

今天的雨下得不大不小，我悄然融入浒湾的雨巷中。

我在礼家巷口进的街。中午街巷中空阒无人，家家户户的厨房冒出袅袅的炊烟，空气中弥漫着米饭的清香。

古街雨声浠沥，声音柔和而均匀，只偶尔打在跑过斜巷的小孩子的花伞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等你听到声响回过头来，孩子们的身影一转角就不见了。

我上次来时，可能他们都还没出生；而我现在来时，一些人已经故去。

走在铺着麻石的巷道里，在雨水的细致打磨下，麻石仿佛是忽然被赋予生命，个个焕然生色。我觉得自己像走在一条时光的隧道上，任凭自己撑着伞漫不经心地在历史坐标之间游移。

从前后书铺街到礼家巷，从旧学山房到漕仓，都安静地矗立在绵绵春雨中。

礼家巷的尽头是一处观音阁，阁下是一处类似城门洞的拱门，观音阁就雄踞在门洞上面俯视着万家烟火。街道中间汇集的雨水，从车辙压痕中合流到城门内的石板中间，争先恐后进入城门洞子，又轻轻转了一个弯，又流向街外。

我猜想礼家巷原名应该是李家巷，“礼”字应是一个雅化的结果。因为我看到巷外有一处小楼，贴着庆祝李家修谱的红联，证明这一带曾是李姓聚居的所在。想到这里，我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人来。

许湾书林大经堂的版刻，首都图书馆藏。

二

成化十一年（）八月七日，金溪书商李绍庆离开关外的义州，一路经山海关、天津、北京，然后南下回到江西。他的行李中除了两斤上等高丽人参，还有几封重要的信件。

李绍庆的路线非常固定：他一年一度往来南北之间，做的是书籍贸易。这位勤奋的书商北到鸭绿江畔，南到岭外的南海边。如候鸟一般的他，仿佛是一名信使，精确地按照时间规律性往返南北，他卓越的信誉使他能胜任信使的身份。

金溪书商李绍庆所携带的两封信，是义州籍学者贺钦（－）发出。收信人有两位，一是他的同年进士，膺为状元罗伦（－），另一位则是著名学者、白沙先生陈献章（－）。就在本年五月，李绍庆从罗伦那里带来南方问候，使在辽东隐居的贺钦倍感欣慰。罗伦是江西永丰人，因为上书进谏得罪了皇帝，干脆早早退居林下；陈献章是广东新会（今江门）人，一生没有做过官，陈很早的时候就到江西崇仁，师从吴与弼先生学习理学，一直与江西学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在给罗伦的信中，贺钦谈的还是书人书事，他问罗状元的著作是不是刊刻了？上司老陈做了都给事中，听说他刻了一部《朱子语类》，看看是否能帮我搞到一部带来辽东？临行前他告诉李绍庆，两斤人参，一斤给罗，一斤则送陈献章，如果方便，在李绍兴去岭南时，就把陈先生的回信一并带来。

金溪书商李绍庆就这样往来南北，或循着岭梅的芬芳，或眺望着大雁的指向，奔波在15世纪的明朝，维系着三位学者的彼此关切与问候，直到有一天他带来罗伦去世的消息。

我没有想到，金溪最早的书商形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居然这么富于人情味。

许湾立文堂《渔洋诗话》，在天津图书馆的收获。

三

匾额上刻着“天水世家”字样的老宅，位于浒湾书铺街远一点的偏僻巷道里。一对老年夫妇正坐在门口，我操起半生不熟的金溪话，问这里原来的主人是不是姓赵？老太太很惊奇地说，是啊，这里原来姓赵，土改后分给几家人了，我们不姓赵，但知道这里以前住着赵老爷他们一家子，后来都搬走啦。

我本来还想问，这位赵老爷是不是叫赵承恩？但想想人家是一百多年生活前的人，现在的人未必知道，即使知道，可能掌握的情况还没有我多。我不忍心打扰倚着门瞌睡的老头，于是离开了赵家门首。

我想把赵承恩称作是浒湾“最后的书商”，甚至是“最后的出版家”。从李绍庆到赵承恩，时间恰好五百年。尽管赵身后浒湾的书铺还艰苦卓绝地支撑了几十年，但与当年鼎盛时期相比，已然是江河日下了。

赵承恩的官方身份是一名拔贡，地位与举人大体相当。他没出去当官，却把毕生精力放在教育和刻书上。他教馆是赖以生计，培养了很多举人进士，却在不经意间成为浒湾的文坛盟主和精神领袖。但凡浒湾有重大活动都是请他主持，小到请媒求雨，大到组织团练打“长毛”，都有赵承恩的影子。赵在教育家和出版人两个身份之间自如游走，显得颇为优裕。只有徜徉在书山文海中，能使他暂时忘却窗外的纷扰世事，专心侍弄眼前的青灯黄卷。

赵承恩号“省庵”，也许我们可以视之为“省悟”之意。他的书斋号前后有两个，一个是“丽泽书屋”，一个是“红杏山房”，这同时也是他刻书堂号的标识。前者主要用于同治年间的刻书活动，到光绪改元，他也跟着把出版号改为“红杏山房”，标志着他的刻书活动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按他儿子的说法，他真在浒湾建了一栋别墅，哪边摆放奇花异草，哪边安顿禁书精刻，哪边用来与友朋推杯换盏，哪边用来安放诗与远方。

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哪一栋房子是他的红杏山房，或许它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但我们可以从文字构筑的空间里，想像他在山房中白首刻书的影像。

赵承恩刻书的宗旨，大率以表彰先贤遗烈为正鹄，他先是刻金溪先贤的书，后来又刻历史上有名的忠臣的书，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在清季末造世风凌替的背景下，希望能利用忠臣名将的千秋伟烈，来力挽国家江河日下的颓势。晚年他几乎倾其所有，全身心投入《赵氏藏书》的编刻工程。按照赵承恩的计划，他要借助文字的力量力挽狂澜，重新整顿太平军残害之后浒湾的社会秩序。他动员自己的学生一起来做这件事，不管是中了进士的弟子许柱臣，还是在贵阳经商成功的熊晴岚，他动员起浒湾的文化精英，一起去完成这个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其心也诚，其意也远，可惜这种精卫填海式的奋斗，伴随他的离世戛然中辍，他去世后不到十五年，清朝就覆灭了。

想到这里，我觉得心底掠过一丝悲壮的敬意。

赵承恩的藏书印，盖在自己出版的书上，现在藏在敝处。

四

陪同我访书的一对金溪夫妇，妻子吴凯春是我的诗友，是浒湾“三让堂”吴氏的后裔。她的先生则是中医世家，是著名的“旧学山房”主人谢甘盘的后人。在老朋友吴定安先生寓所，夫妇俩带来一套家传的《谢氏医案》，此书又叫《得心集医案》，这是一部著名的医书。令我眼前一亮的是，这套书在牌记后面刻了作者映庐先生谢星焕的画像，一般来讲，只有名家的别集才会绣像，旧学山房刻这部书的时候不惜工本，不仅刻了像，还请了赵承恩等七八位当时浒湾乃至外地名人作序作赞，足见谢甘盘对长辈著书之珍视。在晚清的浒湾尚能刻出这么精致的书来，算是墨林星凤的片羽吉光了。

谢甘盘是赵承恩同时代的人，只是发科比赵要晚，年纪也更小一些。他的兄长谢甘棠是赵的弟子，因此谢甘盘算是晚辈。即使后来中了进士，做了吏部主事，谢也对赵先生恭敬有加，在自己的著作里，他总要谦虚地把一些社会活动的盟主地位让给赵先生。

谢甘盘的“天官第”挺过了辛亥、“反围剿”、日寇侵华、解放战争，却在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才拆除，当时在浒湾卫生院工作的吴凯春说，她曾目睹这栋浒湾有名的大宅院被拆掉，心中颇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怅惘。

天官第是标准的“封资修”，在当时人看来，不拆这个拆谁。所幸谢氏旧学山房还在。它是清末能与红杏山房并驾齐驱的书坊之一，他的旧学山房刻书，也大体继承了红杏山房的刻版，继续完成赵先生未竟的事业。所以我们看到，旧学山房的书，基本就是拿红杏山房的版重刷，用纸和用墨都与后者一脉相承。

漕运的发达，带来了四面八方的外地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逐渐消解了原有的地域差别，获得了彼此新的认同感。五方杂处的浒湾，融汇着一种新的乡愁。

同治《金溪县志》记载的许湾市

五

后书铺街的大文堂在旧学山房后面，它本是竹桥余家余钟祥兄弟开的书坊。现在大文堂主人原籍竹桥古村已开发得如火如荼，善成堂傅家在重庆的分号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返乡运动来寻根问祖，我在想，浒湾当年是怎么样把金溪及邻县人从四面八方吸引到浒湾，又怎么样把发展起来的刻书业推广到外省去的呢？

在浒湾四五百年的刻书史上，林林总总的书坊堂号有几十上百个，到目前为止，我能考证并有刻书存世的书坊有近百个。除了像两仪堂、三让堂、文盛堂、大文堂、大盛堂、善成堂、令德堂等老字号外，其他的堂号如爱日堂、遗安堂、中和堂等几乎都是昙花一现，维持的时间就是几十年的光景。众多书商来到这里，热热闹闹地开张，红红火火地经营，但由于各种原因，不久以后经营失败，在某一个夜晚匆匆收拾包袱卷起铺盖，掩门落锁，匆匆消失在浒湾街巷的转角处。对于浒湾而言，这一幕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了。也许不久以后，在某一个黄道吉日，在爆竹声中，一家新的书坊又热热闹闹地开门营业，伴随着前店后坊推进涌出的版片和飘着墨香的新书，喜悦洋溢在书坊主人的脸庞上。

所以我们会发现浒湾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这里很多书坊没有留下石质的刻匾，来标识自己的堂号。聪明的浒湾书商把盈虚成败交给了未来。如果刻上自己的堂号，经营失利就等于留下一个笑话刻在高墙之上。他们需要的现实的安稳，毕竟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经营上百年甚至两三百年，恐怕是几率不大的事。干脆挂出木质号牌，如果它能长久的话，就让岁月来斑驳它罢——这何尝不是浒湾书商们的明智之处。

有的书坊颇有专款专用，随机而设的意味。比如说阜祺堂、槐堂书屋等，他们开业其实就是特事特办，前者只刻了一部李绂的《穆堂文集》，后者只刻了一部《陆象山先生全集》，刊刻工程结束就注销了堂号，从此销声匿迹，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这样的书坊为专人专书而开，目标单纯。它们往往由家族集体投资，在浒湾设坊，就地招募精良刻工，购买优质纸墨，不赶工、不惜料，务求精善，印完拉倒。这样的“特供式”书坊存在时间短，刻印的作品精良且罕见，像《穆堂文集》，白棉纸精印，版本疏朗，墨色如漆，天头地脚留有批校余地，一上手就令我爱不释手。为浒湾留下雪泥鸿爪式印记的堂号，也是不容小觑的。

是的，作为浒湾的匆匆过客，何必留下刻意的痕迹呢？

清代名臣徐乾学的父亲徐开法，曾在许湾打工做责任编辑。

六

与众多外来户不同，许姓是浒湾的土著。许家的老祖宗从抚州府城的大臣巷迁到这里的时候，这里还叫金冠里，属于金溪县的十九都管辖。由于明代早中期一次特大洪水，导致旴江水改道，河流从以前的疏山东面改道到西面，在黄汰渡和洛城之间直接北上入抚河，活生生切出了一条新的河流。这次改道的结果，导致原重要商镇苦竹村的迅速衰落，而原在旴江河西的许家村，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河东的滨河村庄，新的河流从村前浩浩荡荡北上。面对这条新河和漕船逐渐重新聚拢，还在江上看风景的许氏族人突然发现，历史性的机遇摆在了自己面前。

明代中期以后，嗅到商机的各地商人们蜂拥而至，迅速填满了许家前后的空地，有买卖就有店铺，有店铺就形成街市，短短半个世纪，许湾就一跃成为金溪最大的商业集镇。这对于缺乏舟楫之利的小山城而言，许湾成为金溪唯一通往外部世界的便捷通道，这使在南京回乡祭扫的金溪书商们大感意外。他们在南京三山街状元境从事大宗图书批发贸易，已经是可以和建阳、徽州书商共同掌握南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翘楚了。这些来自金溪合市七都、八都一带的唐、周、傅、李诸姓及隔壁东乡浯溪王氏的书商们，决定投资这座新兴的商镇。他们在明末农民战争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中，开始从南京转移资产，开辟新的出版中心。他们感觉这里既可以保持与外界的安全距离，便于他们开展图书编辑刊刻和出版发行，同时这里又有浓厚商业氛围支撑资本和资源的流通交换，于是许湾的图书贸易很快异军突起，超越其他行业，成为这里最重要的交易项目。

让原住民许姓家族没有想到的是，随着商业的发展，他们以姓氏注册的形式对这片土地的支配权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明末以后，许湾的许字被加了三点水，变成了浒湾。

关于许湾变成浒湾的原因有很多个版本，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所谓乾隆误读的故事，这个故事当然站不住脚，因为我看到康乾时期的刻书，如《疏山志略》就已经用了三点水的“浒湾”。更早的依据，清初的顺治初年，抚州抗清领袖揭重熙在这里布置过一次对清作战，他的传记就已经出现了浒湾二字。

我与金溪好友曾铭都支持一种更接近真相的说法——成为图书之府的许湾遭受多次特大火灾的光顾，令劫后心有余悸的书商们决定为这座书镇改一个名字，手法很简单，就是在地名上花心思，把许字加三点水，使“许湾”成为“浒湾”，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把鸱吻的形象刻画在大门墙壁的飞檐上，使这个爱喷水的神兽确保整座宅子免于回禄之灾。这种作法在古代称为“厌胜”，是一种心理的需要——这种事我们的祖先也经常干，有人觉得自己诸事不顺，于是动起了名字的心思，排一下八字，缺什么就补什么，于是金木水火土都被祭了出来。

给许湾注水的结果，不但突出了它是一个临水的码头市镇，也无形中弱化了原住民的宗族色彩，更利于这座融合型市镇的发展；同时，成为“浒湾”的新名字，仍然保留的“许”的读音，也是居民们保持对原住民的敬意。

为了支持这个说法，我曾经查阅了大量资料，至少统计出浒湾五次重大的火灾事故，很多珍贵图书连同版片付之一炬。康熙年间的诗人黄石麟，曾有一首《望许湾火》的诗，描写了清代康熙年间发生在浒湾的一次大火，至今读得让人惊心动魄。这样的大火在邻省的图书之府建阳也发生了很多次，最后的一次大火，把建阳直接烧出了中国印刷史。

我们真要为我们的先人深感敬佩。他们可以为人补五行，也可以为地照补不误。虽然我考证不出究竟是哪位好事文士，在具体哪一年想出这个把“许”字加水的办法，但从清代中期开始，“浒湾”使用的频率逐渐提高，最后取代了“许湾”，成为这里的正式名称，“浒湾”冠冕堂皇的出现，反映了当地人对这个做法的高度认同。

其实许氏的身份不仅仅是这里出租铺面的业主，而是积极主动融入了浒湾的出版业。干得最漂亮的是许宝树，他创立的渔古山房刻书颇为精善，一改以往只刊刻医籍的落后局面，为业主在清代浒湾出版业占得了一席之地。我在江西省图书馆看过一本渔古山房在同治年间刻的《隶辨》，上面有藏书家帅之宪多枚藏印及题跋，看得出这位以金石见长的“探花小郎”对此书的珍爱之情。从“渔古”的名称上解读，书坊主人与古为徒，从临渊羡鱼到退而结网，直接参与图书的制作与传播，何尝不是一件赏心乐事。

我曾说过多次，金溪人与《西游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绣谷锦盛堂参与的一版。

七

郑振铎先生有清代四大刻书中心之说，即以北京、汉口、福建四堡和金溪浒湾为当时中国四大刻书中心。别的地方我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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