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揭密明万历年间县令徐必达廉政亲民为世

明万历年间县令徐必达廉政亲民为世人敬仰

文

曹杰友

徐必达照片

在乾隆版《太湖县志》卷之七“秩官志”里记载一位叫徐必达的县令，“徐必达，字元伏，浙江嘉兴人，进士。令湖，廉明有经济才，察民间利弊，为之兴除。”徐必达表字实则为玄伏，因避讳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故而后史皆载为元伏。徐必达为明万历二十年（）壬辰科进士，当年令太湖。万历二十三年（）因母亲去世，回原籍丁内艰。守孝期满后，于万历二十六（）年前往江苏溧水县补任知县，累官吏部主事、考功郎中、光禄寺寺丞、光禄寺少卿、太仆寺少卿、应天府府尹、提督操江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左侍郎。在官清廉，多有政绩，声望颇著。

徐必达，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生于嘉靖四十一年（），卒于崇祯四年（）。尤善诗文，晚年自筑室名曰“南州书舍”。邃于理学，凡卦气、正蒙、皇极、经世诸书，无不精诣。著述甚丰，著有《正蒙释》4卷、《南州诗说》8卷、《南州草》34卷、《南京都察院志》40卷、《光禄寺志》20卷、《编订豫章全书》卷、《元经订注》5卷等。

徐必达一生宦迹，分见于《太湖县志》《明史》《明实录》《清史稿》《大清一统志》《嘉兴市志》《溧水县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和《明代版刻综录》卷4，以及《两浙著述考》、崇祯《嘉兴县志》卷13、《嘉禾徵献录》卷7、《明代浙江进士研究》附录等等。由于徐必达任职较多，部分史料还见载于地方文献或友人诗文。而且祖孙三代皆入朝为官，尤其自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他们皆被魏忠贤的阉党等派系所左右，或刚正不阿，或英烈殉国；即便不处堂庙之上，或俭德韬晦，或轻财好施。是一支堪入青史、值得传颂的大家族。

一、太湖之政，深负民众厚望。

徐必达令太湖的时间实则不算太长，三年多，其相关史料在历代太湖县志里载录不多，只见其个人专传、一首《游西风洞》五言诗等记录。

在乾隆版《太湖县志》徐必达个人专传里，主要记载了三件事情。一是规范量器。太湖县历代为大米的主产区，在明清时期，从安徽、江苏、浙江等南方数省征集并由水道运至京师的粮食为南粮。各地农民上交南粮，皆由漕仓统一收购。收购漕仓的量器为合、升、斗、斛。明万历中后期，由于明神宗朱翊钧长期不上朝，荒于政事，致使地方的奸臣官吏、不法商人肆意更改兑粮的斗斛大小，收粮时以大充小，老百姓苦不堪言。徐必达查访得知后，“乃请郡铸铁量为式，尽革诸陋规，奸屯不敢需索。”即是将斗斛的量器由木制改为用铁器铸造，无从改动大小，容量固定。二是创办社学。地方官学就是社学，创办于元朝，在明代得以继承发展，还形成了严格的社学制度。县志还载道：“立四门社学，亲课以示奖励。”徐必达待诸生相当厚爱，公暇时，不避县令身份，亲自到社学讲课。他不喜欢生员常常出入公门，对于功利心太强的学生很是鄙视。三是移建法华寺。“创汇龙寺之浮屠，以壮学宫风气。”此处“汇龙”应为“回龙”，此事见载于历代县志，皆有云“尝建回龙寺塔。”当时徐必达初欲毁法华寺，而移建回龙寺，以培风水。当这项建议上疏到朝廷时，并没有得到允许。即便如此，为重振太湖文风，徐必达最终还是执意移建了法华寺。在乾隆版《太湖县志》卷二十杂类志“寺观”中的“法华寺”词条又云：“明万历间，知县徐必达移建东南，回龙寺。”直到“乾隆二十年，知县吴易峰仍旧基建法华。……有记。”在卷十六《艺文志》里载有吴易峰《重建法华寺碑记》，再一次得到证实。“其后万历二十三年，徐元伏决然去之，移之东南，曰回龙寺。”还说“徐亦贤令尹也，胡以必废也？此非人之所为也。”这篇碑记里回应了兴建回龙寺的原委。

但徐必达在太湖的政绩远不止这些。据年由嘉兴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写的《嘉兴历代碑刻集》所载，徐必达去世后不久，江苏吴江人吴默特地为之撰写《明资治尹、正议大夫、故南京兵部前左侍郎、赠资善大夫、兵部尚书玄伏徐公暨配赠淑人陈安合葬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对徐必达的一生功绩、行状，简略得当地进行了记载。

这块墓志铭由两块石碑刻制而成，碑厚17.5厘米，高宽皆为81厘米，现存于嘉兴博物馆。吴默（—），字无障，号因子，吴江人，累官至太仆寺卿。为人耿直，仗义执言，被时人称为“吴铁汉”。明万历二十年（），吴默在京城会试中得第一名，即会元。殿试时，实则和徐必达为同科进士，不同的是吴默为二甲第三名，而徐必达为三甲第一百一十名。同科同朝为官，又同为江南人，彼此之间非常熟悉。

这块墓志铭最初记载在崇祯版《嘉兴县志》卷四《丘墓》里，当时刻有个字，后来徐必达的季子徐世湜书写碑文时，又增加了个字。主要叙述了徐必达一生的功名、宦迹、著述以及子女婚嫁等情况，对白动人，行文简洁，俨然是一篇语言洗练、短小精悍的徐必达传记。在此碑的开头部分，记载了徐必达在太湖治理水患等其他功绩，这是历代太湖县志所未曾录入的。

关于徐必达知太湖的功绩，在《墓志铭》中增补了三条，碑云：“环太湖皆山，去邑七、八里近。后河隘，前河宽，春夏之交，前湖之水走入后湖，中堤溃不能障，仓促不能徙，而避者三十年矣。”在明朝时太湖城区低矮，前后各有一湖，汛期时常遭水患。要解决多年来的水患，需要巨大的投入，可是县衙自有经费有限，徐必达再三考虑当时轻重缓急的社会形势，采取减少驿站开支的办法来修建河堤。“公革驿马差马得多金，以克石堤费，堤成三百余丈，民甚便之。”此处的驿站指的就是小池驿，由于小池驿为干道驿站，每年马匹、差役、草料等运转费用远高于县衙，故而劳多益少，支援修建河堤，这是其一；其二，又载道：“江南粮重差轻，江北粮轻差重。每丁约四十亩，征银三钱。公于田稍增，于丁稍减，增不过毫厘，而贫丁减者受惠不浅矣。公又编保甲，以防奸宄。核社学以训生徒，立官征、官解之法以便南粮。”也就是说采取差异化征收税赋，对于多田者多征税，贫困者减少劳役；还根据社学生员的多少，制定出官方征收和官方解除的办法。既保证了从水路运往京师的南粮及时足额，又较好地体现了税赋的公平性。同时强化保甲制度，防止侵害民众利益。由此可见，徐必达深谙民瘼之多艰，展现出管理地方经济的才华。其三，以劳动抵消徒卒罪责。再载道：“给粟于驿中徒卒，运木修营一日工，准二日罪，以免其行乞逃亡，邑人至今传诵之。”对于一些轻刑违法者，安排他们搬运木材建设驿站，并统一供给食宿。通过一日劳役，来抵消二日罪责。这种相对人性化的处罚方式，深得太湖老百姓的认同和传颂。

《太湖县志》还载：“时议开前河，未毕工，以丁艰去。”万历乙未年（），太湖老百姓听说徐必达的母亲猝然去世，按当时的礼制，不可夺情，徐必达须离开太湖，回原籍居丧，老百姓便自发组织在道路两旁送行。“百姓遮道，如失慈母，立碑建祠祀之。”给一位健在的知县建立生祠，这样的举措，在太湖历史上，唯有罗汝芳、翁溥等几任县令，并不多见。由此得知，徐必达三年之政，已在太湖老百姓心中树立了一座不可忘却的丰碑。

二、补任溧水，修湖恤政安民。

居丧三年之后，万历二十六（）年，徐必达前往江苏溧水县补任知县。据顺治版《溧水县志》卷六“徐必达传”记载：“甫下车，问民疾苦，知虚粮病民为最。”上任伊始，以民艰为重，首先着手修建水灾频繁的石臼湖。石臼湖，现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高淳区和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博望区三区一县交界处，是安徽和江苏两省公共的湖泊。据《墓志铭》载：“较太湖县之后湖过之，湖纵五十里，横四十里。”石臼湖比太湖县的后湖还要大，是古丹阳湖的一部分。现在大部分湖面因泥沙沉淀，积久淤塞，筑成为圩田。但在当时，溧水居苏州、常州的上游，为确保苏州等地的安全，修起了东坝，这样以来，“丹阳、固城、桐汭、宛陵、姑孰诸山之水，皆以石臼河为壑。”实际上将石臼湖当做了行蓄洪区。丰水期时，周边的河水暴涨，洪水便涌进石臼湖，“沿河腴田尽成水国矣。”造成了溧水县十万余亩良田化为汪洋。因前任知县不敢禀报灾情，又不愿担责，造成石臼湖地区的粮税丝毫没有减少，而且“协济常镇海防暨外邑驿站银四千七百有奇。”税银筹措相当困难，徐必达忧心忡忡。迫于无奈，他代民草疏扣阍，上诉改折，谕旨竟不允许，且协济银也没蠲免。万难之中，徐必达思出一计，“莫若以周圩卫田为上策。”想方设法筹措银两，因势筑堤，改造湖田。为加固堤防，沿堤栽植柳树和木槿，并且亲自上阵，“单骑慰劳而督率之”。在《大清一统志》卷十里也见载：“石臼湖水数为患，必达筑隄万余丈，植抑固之，永为民利。”即便后来徐必达离开溧水，迁任应天府尹和操江都御史，仍念念不忘溧水石臼湖粮税之重，在上级官员面前每每慷慨陈词，最终获得改折。“至今柳槿森然，比于召伯甘棠”，仿佛周朝召伯姬奭治理陕西之地，徐必达遗爱永扬，获得了溧水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徐必达知任溧水前后有四年多，在《墓志铭》和各版本《溧水县志》里，还记录其他的政绩。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互为补充。如《墓志铭》云：“衙役有弊，剔之必尽；百姓有弊，宥之使安。牙侩不知有票取，妇女不知有公门。”在《溧水县志》里还云：“征催有法，民自封投柜，乐输早完。听讼虚公，使各尽其词，随以片言折之，无一冤者。”催征粮税有法有度，执法公正不偏不倚。

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为内阁首辅时，非常反对士大夫聚众讲学，下令拆毁天下书院，导致溧水县一直没有书院。到万历十年，张居正逝世，各地纷纷兴建书院。据光绪版《溧水县志》卷十六载，在万历二十六年（），徐必达利用建学宫的羡金（结余的费用），在学宫右侧兴建了图南书院，还建有浩然堂、试春轩和凤池别馆等，亲自撰了《新建书院记》；万历二十八年六月，专门为儒学内的尚义桥，写了《重修儒学尚义桥记》；公暇时和在太湖任职一样，也亲自为士子上课；自己还捐俸三百余两，设置学田，赡助贫士。

尤其在公务接待方面，可以说相当节俭。但凡过往的上官来访，公务宴请不过十簋，也就是十碟小菜，且从不召优伶歌伎宥酒；有时也安排坊长来接待，但感觉这么做，劳烦民间太甚，只得自己想办法来解决接待问题，“于衙舍旷地蓄鸡豚，种蔬菜，以备供献，累不及民。上官亦习问其贤，而无有苛责。”此举也感动了上官，浙江巡抚赵士登来访时，闻其廉政办公，巡视结束后，即刻出城，也不留宿，更不愿过度打扰。

在溧水时，还有一事，得益于徐必达极力辩护。在《墓志铭》里未载，而在《溧水县志》和《大清一统志》卷十里皆有记载。《大清一统志》里云：“邑人当永乐间，坐尚书齐泰姻戚，戌开平者，三十余家必违，奏除其子孙戌籍，为令四年，民怀徳祠祀焉。”戍籍指的是明清两代因罪充军者的册籍，此事在《溧水县志》进行了细述。齐泰（？—年），本名德，字尚礼，别号南塘，明太祖朱元璋赐名泰，为明南直隶溧水（今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明初名臣，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后，拜为兵部尚书，曾力主削藩。削藩引起燕王朱棣不满，在建文元年（），朱棣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朱棣进入南京后，大肆杀戮曾为朱允炆出谋划策及不肯降附的文臣武将。致使削藩失败，齐泰及其堂兄弟齐敬宗等人被连坐诛杀，连在溧水的远亲也一并坐罪。到明世宗朱厚熜时，因徐必达极力上诉，终被赦免。“编戍军四十五户，泰子孙蒙赦还，而族党远戍者如故，必达为之力请豁籍，且请恤录后裔，以慰忠魂。”至于后期还有“恤马户、佃草场、修圩埂、治街道，兴利除害”等等，做了诸多善政，不可胜纪。

徐必达非常重视地方佛教事业，溧水县的无想山是当地最著名的地理和文化标志，山上有无想寺，寺西有南唐韩熙载读书台，可惜今俱废。“有石观音像，宋时掘土所得，万历间，县令徐必达命造小阁供之。”见载于顺治版《溧水县志》。

万历己亥二十七年（），徐必达届满，进阶为吏部主事，到第二年冬天正式入朝。溧水的老百姓紧紧拉着辕车，舍不得让他离开，后也为之立生祠，一县之内，生祠竟然达十一座，可见其善政早已深得八方民心。

三、入朝为官，执纪刚正不阿。

据黄宗羲的门生、布衣史家万斯同编纂的《明史》卷三百五十《列传》之二百一里所载，专门录有《明徐必达本传》。万历乙巳三十三年（），徐必达升任吏部考功郎，辅佐尚书曾同亨（—，字于野，江西吉水人，虽与大奸臣严嵩同乡，与他从来无私谒。与罗汝芳、耿定向交好，持正廉明），一道掌管京官大计。在《墓志铭》里曾载，有个同乡叫袁了凡（原名袁黄，—，字坤仪，万历十四年进士，累官至兵部主事）遥寄书信开玩笑地说：“十人成虎，三至投杼。火温也，而有寒火；泉寒也，而有温泉。权之为贵，其意盖有所指。”意思是徐必达你身为考功郎，考察官员的得失细节，仿佛观察寒温的细微变化。弄不好，要是考察不到位，致使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诋毁自身的名节。徐必达则泰然一笑而处之，“不取旧数多寡，不顾物情爱憎，不惮恐吓震压。”其通身是胆，公正办事，在《古今图书集成》之《明伦汇编官常典政事部》中也有详细记载。“三十三年大计京官，与考功郎徐必达持正不挠，是年北察失执政意，中旨留给事中钱梦皋等。”徐必达认为官员一旦失职，皇帝想保也不行，极力进谏，连皇帝的意图都敢逆拂。《明史》中《徐必达本传》也载：“给事中祝世禄好谈名理，广声誉，而内实贪黩，必达欲黜之，世禄遂投檄去。”在《白话二十四史》中其子《徐世淳传》里还载：徐必达与吏科给事中储纯臣共同参与官吏考核，发现储纯臣曾受贪官的贿赂，有意偏袒他人。在考核京官时，徐必达当着皇帝和众臣之面，奏报储纯臣罪状，吓得储纯臣两股颤抖，并请皇帝立即革除其职。无论考官和被考官，徐必达一视同仁，刚毅不饶，皆不放过。

四、绘制海图，囊括钓鱼诸岛。

海图，顾名思义就是航海专用地图。成书于北宋末年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王应麟《玉海》卷15记载的“绍兴海道图”，可能是现存最早见于记载的海图。元代继续发展海运事业，也绘有海上航行“图本”，可惜这些图早已散失。到了嘉靖中期，倭患渐炽于沿海，万历以后，海防再趋紧张。明万历时，正是日本战国时代的末期。年，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挟统一日本之勇．年丰臣秀吉派兵进攻朝鲜。大明朝作为朝鲜的宗主国，立即向朝鲜派出援军，中朝共战日本。此后，日本与朝鲜和中国的跨海征战，打打停停，中国沿海也由此失去太平。为了明确海疆，明人遂以万里海疆为对象，绘制了众多的海防图。

据年由梁二平编著的《中国古代海洋地图举要》记载，在万历三十三年（）徐必达和董可威等人绘制了《乾坤一统海防全图》，为彩绘绢本。总计十幅，每幅竖5.35尺，横1.9尺，描绘精细，篇幅较大，内容详实。图幅呈“一”字展开，海域和陆地都有准确的方向标注，海域居于地图上方，而陆地则在地图下方。该图的海岸线西起广西钦州湾，东至鸭绿江口，详细表示了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今江苏和安徽）、山东、北直隶（今河北）、辽东等七省沿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政区建置、军事设防状况。而陆地部分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绘制州府、山脉、河流的相应位置。这幅地图实际上是依据明朝嘉靖地理学家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为蓝本，进行摹绘，是亟待付梓的摹本，准备进献给朝廷。该海防图的右上方有吏部考功司郎中徐必达的题识，是我国现存较早的海防图，后列入《四库全书》，先由原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这幅海防图上，还附有许多重要的“海权论”。如《广东要害论》《浙洋守御论》《江北设险方略论》《山东预备论》《辽东军响论》……这些百字“小论文”，如“江河入海之际，大船皆可乘潮而入”、“四郡无患，则中原留都可高枕而卧矣”，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海防理论。这对于研究明代沿海历史地理、海防、军事制度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为重要的是，该海防图明确标注了明朝海防管辖的沿海岛屿。其中第六幅图明显可看出钓鱼岛、赤尾屿等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乃是中华海山一道天然的岛屿石链，都在福建海防范围以内，准确无误地表明不属于琉球，可以确定这些岛屿至迟在明朝就已经纳入中国海防管辖范围之内。后来，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做法，继续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中国海疆之内。这是中国明朝政府管辖经营中国东海沿海广大海域的重要成就，为清朝政府经营海疆奠定了主权领土与主权海域的舆图文献基础。从徐必达的海防图中，再一次证明钓鱼岛自古为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五、疏议白粮，痛切直陈秕政。

万历丙午三十四年（），徐必达升迁光禄寺丞，掌管祭享、筵宴、宫廷膳馐之事，说白了就是管理朝廷的吃喝拉杂。《墓志铭》载道：“丁未到京，严开支，严破冒，严沉匿，严违限，而大要以节省国用，体恤人情为主。”要求各项开支不能冒领、隐藏，不得违规操作；即使国家办大事，也要撙节开支，更要体恤黎民庶众的艰难付出，不可铺张靡费。

尤其对于白粮管理相当地严明和精细，白粮即明清时在江南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所征供宫廷和京师官员用的漕粮。在《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之四百四十三里，有详细记载徐必达的“条议白粮一十一款”。如要求白粮要早征速完，还不得多派；漕粮和白粮要明确分开征收，不得混淆；白粮每船定额，不得搭载，军民一体，事例宜同漕船；对于民解的白粮，不得沿路盘剥，勿使奸户勒索；白粮到京，为防霉烂，要创造仓廒，以备贮收等等。万历三十九年，又上“请革解防白粮积弊疏”，天启元年上“圣明亟垂轸恤疏”，天启二年上“破格用人疏”等，皆可谓条分缕析，慷慨陈言，言之无所避讳。

乾隆己亥四十四年（）二月，乾隆帝在阅读四库全书馆节次汇进各省送到违碍书籍中，发现明末阁臣徐必达的《南州草》文集，所载奸商奸珰，结贿欺君诸疏，俱持论不挠，极为伉直。于是，乾隆帝认为，虽然明朝自神宗以后，朝多秕政，但是诸臣目击国势阽危，往往苦口极言，无所隐讳。尽管明朝诸君置若罔闻，不能稍收补救之效，而遗篇见在，凡一时废弛瞀乱之迹，痛切敷陈，足资考镜。于是，决定编辑《明季奏疏》一书，以使天下万世知道明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垂示将来，永为殷鉴。

万历癸丑四十一年（），丁父艰。居丧满后，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升太仆寺少卿。当年又迁应天府尹，立即和下属有约，不能赠送一丝一粟；愿意息讼的，便不再取供；严查科考匿名考试，严禁私下推荐儒童，必须公开录用；荒年时，采取平籴即平价售粮，或施粥饥民；或修桥梁和道路等等。使得南京城出现了“人文聿兴，歌诵四起”的大好局面。

天启元年（）九月，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徐必达由应天府府尹升为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此时，白莲教军袭击山东，徐必达招募锐卒，亲自率陆营兵应援，枕戈裹甲以待，终于攻克之。后多次开议于凤阳屯田，于浦口疏浚河道，于西梁山重兵戍守等等，“此皆化脆为坚，化钝为捷，化重为轻而犹未也。”治兵犹若治政，井井有条。

六、著述刊刻，传承宋明理学。

其实早在徐必达离开溧水，刚入朝廷时，他“每日公事毕，退而究心理学，焚膏继晷，诠注宋儒语录不去手。欣然有得，积成数卷。今所刻行《正蒙说》，其一也。”就此，开始了他著书立说的才情生涯，矢志将刊刻和弘扬“濂洛关闽”两宋四大理学学派的文论当做一生的事业。

《墓志铭》里所说的《正蒙说》即是《正蒙释》，就是将高攀龙的《正蒙注释》和徐必达自己的《正蒙发明》合集。在万历三十四年前后，编辑成最早的合刻本，这本合集后来成为研究一代宗师张载关学思想不可忽视的重要参考文献。

高攀龙（—），字存之，又字云从，南直隶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他是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与顾宪成兄弟创建了东林书院，为“东林八君子”之一。他在学术上最大贡献，是反对王学（王阳明学派）末流的“空虚玄妙”之学，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为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想的先驱之一。天启六年（），崔呈秀假造浙江税监李实奏本，诬告高攀龙等人贪污，魏忠贤借机搜捕东林党人。该年三月，高攀龙不堪屈辱，投水自尽，时年六十四岁。据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邱忠堂副教授点校的《正蒙释》所载，徐必达非常仰慕高攀龙学术思想和名士气节，早在南京时便和高攀龙有多次交集。此时，阳明后学太盛，而程朱理学渐冷，徐必达呼应高攀龙倡复理学的渴求，阐发表章，不遗余力。正如福建福清人、同时代政治家、内阁辅臣、善谋善裁的叶向高在其《正蒙释序》里所说：“檇李徐必达笃好此书，尝修其所见为之《发明》，以质云从之说，同者去之，异者存之，异而此失彼者去之，短长互见者存之，于是此书微辞奥义，涣然大明。”檇李，即指今浙江省嘉兴市一带。徐必达在自注的《发明》中，继承了张载的理学精髓，主张“虚空即气”，“太虚无形，气为本体”；注重个人道德实践的修养功夫，纠正了阳儒阴禅的阳明后学弊端。大儒黄宗羲后来在其《宋元学案横渠学案》里也给予高度肯定。在该书的附录二部分，专门收集了载于不同史料的徐必达专传，曾提到《正蒙释》四卷连同他后来编纂的《南京督察院志》皆成为浙江巡抚采进本，编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据年由陈心蓉和丁辉两人合著、黄山书社出版的《嘉兴历代进士藏书与刻书》所载，早在万历二十五年（），徐必达刊刻《二程遗书》二十五卷；在万历三十四年（），他首次将《程氏易传》与《程氏遗书》《程氏外书》《程氏文集》《程氏经说》《程氏粹言》著作共六种，以《二程全书》之名刊行，共六十八卷。同年又刊刻了北宋周敦颐《周子全书》七卷，北宋邵雍《邵子全书》二十四卷，北宋张载《张子全书》十五卷。徐必达在整理、编辑、刻印和阐释两宋理学文献上，起到很大的学术推动作用。

七、编官署志，体例完备精详。

官署志编写兴起于唐宋时期，在明代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主要又集中在辅都南京。天启元年（），徐必达升任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上任伊始，便着手领修《南京都察院志》，修纂的方式为群策群力，要求都察院内各部门“各竭心思，宁详勿略，宁慎勿忽”。同时参考《明实录》《明会典》《通志》《郡邑志》等书和南京都察院所存官档，记载了南台官僚变置、职掌事迹等。内分皇论、廨宇、职官、职掌、仪注、奏疏、奏议、公录体式、艺文、人物、志余等目。“职掌”内分留台总约、优免则例等项；“奏疏”内分大政类、宪务类；“奏议”内分江防类、屯田类、盐政类等项。到天启二年冬月，修志成功，而刊峻于天启三年春，总计四十卷。目前日本内阁文库还藏有此本，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有该藏本的摄影微缩交卷。该志书前有全志目录，各卷前有本卷目录，查阅较为方便，资料翔实，源流清晰，对辅都南京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实，早在徐必达任光禄寺丞时，还刊刻了《光禄寺志》二十卷，可惜此书今已不存。

八、鞠躬尽瘁，世代不乏闻人。

天启元年的冬季，徐必达又迁南都兵部左侍郎兼摄南都御史，崇祯辛未（）为刑部尚书，不久自请回籍。据《墓志铭》载，归家后，依旧“满腔经济，一味忠朴”，“呼召故人，剪拂寒士，训戒宗子姓。后生皆孝友，淡泊天下名，德长者之言。”当年便卒，享年70岁，赠兵部尚书，谕赐祭葬。据年浙江省通志馆编的《重修浙江通志稿》之《名胜古迹考》所载，徐必达墓安在感化乡石龙桥，即今嘉兴市秀州区。

自明朝时，徐必达家族在嘉兴之地即是一支名门望族，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即其族人。徐必达祖孙几代人，或从政、或殉节、或行医、或轻财好施、或习文修身，至今仍蜚声遐迩。在年由龚肇智编撰、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嘉兴明清望族疏证》中册里，对徐必达家族进行了集中记载。

徐必达的父亲徐学周，字尚文，号翼所。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举人。官蜀嘉定州同知，官至广东雷州府同知，万历二十年（）乞休归，卒年八十五，著有《采运条议》。董其昌曾行书《檇李徐翼所公家训碑》，明万历四十五年（）二月立。是徐必达求书于董其昌，徐学周撰文，董其昌书。圆首方座，碑额无题。通高厘米，宽88厘米，该碑文为徐学周所撰之家训七章。原碑已毁不见，目前安置在西安碑林中的家训碑，为徐必达侄孙徐容任西安知府时，根据原拓本重摹上石，为康熙五十九年（）重刻立碑，拓片现藏北京图书馆。

徐世淳（—），字仲明，徐必达次子，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举人。初授永嘉教谕，后历重庆府推官。崇祯十三年（）冬，任随州知州。该州曾遭兵乱，居民不多。徐世淳料定农民起义军必来攻打，召集士民决心死守。这年闹荒灾，连一些读书人都靠施粥为生。世淳叹息道：“难道能使这些读书人因饥饿而失礼？”对他们进行赈济。被农民起义军打败的官兵，路过随州时要供应他们的粮饷，徐世淳单骑去见他们统帅说：“军队粮饷不足，是地方官吏之罪，杀我就可以了，不要扰害百姓，把我押去见督师吧！”该败兵统帅无话可说，率领残兵败将而去。崇祯十四年（）三月，张献忠自襄阳进攻随州，徐世淳日夜在南城谯楼上固守，并向巡抚宋一鹤告急。一鹤派兵来援救，但半途为监司守承天截去。世淳固守月余，粮尽援绝，随州为义军攻破。徐世淳在巷战中被乱刀斫死，其次子徐肇梁同亡。后赠太仆寺少卿，为他建祠纪念。著有《易就》、《春秋会编》。

徐世湜，字中粹，徐必达季子，著有《通鉴类案》《明纪事本末》《易参》（或《易传臆参》）等。

徐世浚，字思于，徐必达四子，从小徐必达教育养成不忘恩人的美德。因此，孝友真笃，轻施予，与弟徐沿共营千金之宅。

徐彬，徐必达孙，徐世淳三子，与徐肇梁为孪生兄弟。早习举业为诸生，兼治岐黄之术，从名医李中梓、俞嘉言游，尽得二人之传，对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深有研究。著有《金匮要略论》《徐忠可伤寒图论》《伤寒抉疑》《伤寒一百十三方法明》《伤寒方法论》等医学著作。为“伤寒学派”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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