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帅府往事作者陆虹忠哥说天下

题记：我们不是张作霖的后人，却在大帅府里生活了很多年......

之一大帅府建筑群历史沿革

年仲春季节，沈阳大帅府里迎来了男男女女几十个人，这些人不像别的游客走马观花，他们对院内的一情一景一草一木指指点点,有的说：当年的假山和现在的不一样了，有的指着少帅卧室里面的家具说这面镜子当年我还用过。

帅府内工作人员警觉的跟在他们身后，正在满腹狐疑的时候，游客之一告诉他镜子后面有用刀刻过的记号，工作人员绕到镜子后面一看果不其然，旁观者顿时肃然起敬，这些人是张作霖张学良家的后人吗？他们又是什么时间在大帅府生活过呢？

大帅府始建于年，分三个大院外加院外三个建筑组成，首先由中部开建，是个传统中式三进四合院，也就是王爷府的标准。按封建礼制，皇家以外的人，纵是权势熏天，财大气粗，宅院的规模也不能超过王爷府的标准，若模仿皇家宫殿，那叫僭越是重罪，只能死路一条。

四合院东侧有一小门通到东院，著名的大青楼就座落于此，大青楼为欧式建筑，唯美风格，外墙由青砖砌成，故称大青楼(我们那时候都叫大灰楼)，白色廊柱塞上布满浮雕，尽显高贵奢华。

大青楼前是座小假山，假山南面是小青楼（我们那时候叫前小楼），是张作霖后来为五姨太寿夫人而建，也是青砖，上下二层，故称小青楼，不过建筑风格却是中西合璧，楼前红色的柱子支撑着绿色的木制阳台，雕梁画栋非常漂亮。

小青楼前面又是一座假山，假山上有一座凉亭，凉亭底下有一个暗道通向院外边业银行，据说这是张氏父子为避人耳目秘密出行时使用的。

西院原本也是两个小四合院及网球场，少帅张学良网球打的不错。张学良主政后，兄弟5人都已经成年，大帅府已有建筑不敷使用，遂决定将其父所修的西院卫队营部、两套四合院及网球场拆除，在此基础上修建红楼群，即后人所说的少帅府。

红楼群是张氏帅府规模最大、房屋最多的建筑。大楼均为3层，另有地下室，其中有厢楼2幢，正楼4幢。大楼以北欧古典主义风格为主要特点，属于英国都铎式和哥特式的设计风格。红砖外墙，局部以混凝土饰面，红白相间。屋面陡峭的坡顶上点缀着突起的老虎窗，形态动人，格调统一。

红楼群的设计人是当时中国著名的设计师杨廷宝，他早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年回国，他所在的天津基泰工程公司因他的设计方案中标，年由荷兰建筑公司兴建。九一八时红楼群后面的3栋小楼基本完工，前面的两栋楼尚未封顶被迫停工，荷兰公司在国际法庭状告张家要求赔偿，张家拒绝赔偿，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法庭判决强占方日本承担剩余全部费用，遗憾的是原设计7栋楼改成6栋楼。年东北图书馆在第七栋楼原设计地址上建了一个大礼堂。

院外有三座建筑，位于东门的是一座2层小红楼，是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考虑赵一荻住在外面不合适，同意张学良在大帅府东门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给赵媞小姐单独居住，所以这座小红楼也叫赵媞小姐楼。

赵媞小姐楼的一道之隔是边业银行，边业银行巍峨高耸，罗马古典建筑风格，德国设计师设计，钢筋混凝土建筑，年建成投入使用。

边业银行的南侧是帅府舞厅，建于年，罗马式砖混结构三层建筑。这些建筑与帅府遥相呼应，风格迥异，各领风骚，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建筑群。

九一八事变，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占领了大帅府。张氏后人被迫撤离，整个大帅府被强行占用。年，大帅府被伪满洲国第一军管区军部使用过一段时间。

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某军部接管了大帅府，占用了一段时间。辽沈战役之后，年11月1日沈阳解放。东北图书馆，东北作家协会率先迁至大帅府。年成立的东北档案馆，使用了中部的四合院。东北图书馆后来更名为辽宁图书馆，使用了西部红楼南面的三栋楼。东北作协后来更名为中国作协沈阳作家分会，即后来的辽宁省作家协会使用了红楼群中北面的三栋楼，作协内部称为东部楼，中部楼，西部楼，以及大青楼和小青楼，大青楼用于办公，红楼和小青楼用于家属住宿。

年8月15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被誉为“文艺革命摇篮”的延安鲁艺，根据上级的决定，大批干部被派到东北。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这些鲁艺基因的干部成了沈阳当时文化教育部门的骨干。现在著名的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就是在寄明、李劫夫、杨角、张望等领导下组建起来的。马加为首的文学工作者则组建了东北作协。当时东北聚集了一批全国有影响力的大作家，而且够高干级别的就有10多位，这些人及家属住在了红楼的3座小楼里，其他的干部家属则住在小青楼里。

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些人，就是这些建国后在大帅府工作生活过的人。直到“十年动乱”中期一部分干部走五七干校，一部分干部带家属到农村插队落户，这些比张氏家族成员在大帅府生活时间还长的人才从大帅府搬了出来。

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父亲当年在作协工作，我的幼年到童年都在大帅府里度过。幼年的记忆大部分模糊，童年有些事情却十分清晰，有甜蜜也有苦涩，让我终生不能忘怀......

之二大帅府里的名人们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汽车还是稀罕物，作协为厅级单位，却有一台雪佛兰，好像是建国前美国人留下的，因为当时作协有一批延安鲁艺过来的大人物，这台轿车是给他们配备的办公用车。

这些大人物中跟我最亲的是马加先生，父辈们称呼他马老，我们小孩就叫他的绰号：马大善人。

作协当年的老爷车。

那一年我6岁，整天在大院里疯玩疯跑，见着汽车喜欢的不得了，一有机会就围着车转。司机王师傅是一位和蔼的老者，喜欢逗我玩，我就成了他不出车时的跟屁虫。夏季的一天，我正兴高采烈在车里玩，马加走过来要用车去省里开会，王师傅就让我从车里下来，怕影响大人工作。马老是著名作家，早年是东北大学文学系学生，九一八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后流亡北平，发表《登基前后》一鸣惊人。后来去了延安参加革命，曾经担任延安鲁艺教授，解放后任东北作协主席，代表作《开不败的花朵》曾经被译成英、法、德、日多国文字。马老为人和善，从延安整风到五七反右再到“十年动乱”，历次运动期间他从不参与整人批斗那一套。解放后有一年故乡新民发大水，马加带着稿费赶回故里挨家挨户送5元钱，这件事被当地百姓口口相传，都说家乡出了个马大善人，马大善人的绰号就此流传开来了。

马老因为工资高稿费也多，所以生活水平高于其他人一大截。马老是“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公文包里不时备有糖果，分给大院里的孩子们。我们当然就乐于围在他身边。

马老见我对汽车依依不舍的样子，就对王师傅说：带他坐一圈吧，我办事时间不长，你领他在车里等我就行。可是一直等到我都玩腻了，马老才回来。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我在车里上蹿下跳累的口干舌燥，肚子也咕咕叫了。马老回来见我满脸的不高兴，就问我是不是饿了？我赶紧点点头。马老吩咐王师傅说：我们路过鹿鸣春时停一下。从方形广场到南市场鹿鸣春没有多远路程，很快车就稳稳的停在了鹿鸣春门口，大手牵小手，马老领我走进了鹿鸣春。

上世纪六十年代全民贫困，我父母工资都不算低，但是生活其实仅限于温饱。去饭店意味着相当的奢侈和豪华。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那么大的饭店，东张西望可能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吧。

马老拉着我来到了一张小桌旁坐下，招手叫来服务员点了一碗素烩汤，一盘豆沙包，一盘溜肉段。溜肉段先上来，一路冒着热气，飘着肉香，引人垂涎，我狼吞虎咽大吃起来，马老满脸慈爱的对我说：别光吃大肉，喝口汤，再吃个豆沙包。我就按照他的话，喝了口汤，素烩汤有点热，只能小口喝，我等不及就改变顺序先吃豆沙包，豆沙包不算大，和我那时小拳头一般大小，外表雪一样的白。我狠狠咬了一大口，咖色的豆沙馅流了出来，软软的，甜甜的，还略带清香。豆沙包皮很薄很薄，向喧软的纸一样包裹着里面的馅料，红豆的香，面粉的香，水果的香，花朵的香统统藏在馅里，香味缠绕在舌尖，让人舒畅满足又有点懒洋洋的。我被这种味道惊呆了，无法用语言描述。以至于后来一谈起美食美味，我立刻就联想到那个夏天，鹿鸣春的豆沙包，紧紧伴随的是马老手掌上的温暖，眼睛里的慈爱。

提到方冰可能今天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但他的女儿方青卓却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方冰是延安时期著名诗人，代表作是红遍大江南北的那首《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老先生有三个女儿，没有男孩，所以格外喜欢我。那时候他是院里大人中最喜欢逗我玩的，一见到我就伸出他那强壮有力的胳膊让我打滴溜，他把这个专属我俩的游戏叫做“扛木头”，远远的一看见我，方老就大声喊：“快点过来扛木头！”我就一溜烟跑过去，纤细的小胳膊吊在他结实有力的大胳膊上悠来荡去。我俩的笑声混合在一起，方老好像比我还高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那张慈祥的笑脸还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方冰喜欢收藏，家里有不少古董级别的瓶瓶罐罐，文玩字画，“十年动乱”期间被抄家后，那些宝贝都不知所终了。

大帅府西围墙，前排左是作者，右是周海宏。

西院红楼群北面的中部楼一楼大厅有个乒乓球案子，院里的小孩都爱去那里打球。大人办公时间不让玩，我们就只能趁午休的时候去。延安时期就是研究院文艺理论研究员的蔡天心在那个楼上住，小孩子们一去嬉笑打闹噪音不小，他当时是作协副主席，级别很高，一脸严肃，说是我们打球影响他休息和创作，动不动就下楼疾言厉色把打球的孩子们轰走。全体小伙伴就商量要来一次“造反”。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造反，只是看到小将们大人都不敢惹，我们想学点威风而已。有一天，小孩们全体集合，站在菜主席楼下大声喊：“我们要打乒乓球！打倒菜胖子！”不料想菜主席正在家里睡午觉，冲冠一怒，下楼追赶，吓得我们立刻就做乌兽散了。我们对他又怕又恨，造反又不成功，只好给他取个外号“菜大恶人”，背地里偷偷喊几声了事。

大帅府带凉亭的假山。

作家韶华家和我家交情最深，可谓通家之好。他在创作之余有个爱好，就是搞小发明，他家里常备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时不时的突发奇想就搞出个纯手工制作的物件，这类物件的创意都非常超前，足以彰显他独特的想像力，但由于制作水平的限制，基本上都成了大人孩子们的笑谈，当时他发明了许多稀奇古怪但没啥用处的东西，现在我基本上记不太清了，只有一件成功作品我还用过，就是自制的儿童三轮自行车，在那个缺东少西的年代，全部用手工制作一台童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韶华的夫人陶书琴是鲁艺学美术的，韶华长篇小说《浪涛滚滚》的插图都出自她手，夫唱妇随，完美搭配。院里的孩子都管她叫小陶阿姨，小陶阿姨有个特别的绝活，在吃过的空鸭蛋壳上画仕女像，还给鸭蛋壳仕女穿上各种小裙子，美不胜收，是院里女孩子们的最爱。按她的艺术功底一天可以做很多个，可惜当年鸭蛋壳也很稀缺，小陶阿姨只能给大院里每个女孩子送一个鸭蛋壳美女。有一次我把小陶阿姨送给我姐的鸭蛋壳美人搞坏了，我姐心疼落泪，小陶阿姨知道后又额外补给她一个。小陶阿姨有3个儿子，没有女儿，待我姐视如己出。

肖贲阿姨也是鲁艺的，她摄影水平很高，当年照相机是非常贵重的奢侈品，洗照片又得花一大笔钱，但她从来不吝啬胶卷，我小时候很多照片都是她给拍的。经过“十年动乱”，又多次搬家，照片所剩无几，但几张以大青楼小青楼为背景的照片还都在，看见照片就想起肖贲阿姨温文尔雅的举着相机，等着我们闹闹嚷嚷排队照相，眼角眉梢全是浅浅的笑意。如今她还健在，可惜头脑不灵光，已经不认识我们了。

戈扬曾是新四军新华分社社长，后来当过《新观察》主编，素以敢言著称，不仅仗义执言，还思想深刻，特立独行，她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沈阳。她的女儿阿布多才多艺，是我姐的偶像，当时俩人是最好的玩伴，用现在时髦的说法是闺蜜。

有一次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姐姐还没回家，母亲让我去找，我第一站就飞奔去弋扬家，敲门后里边没动静，门虚掩着，我只好推门进去了，屋里光线很暗，外屋没人，走进里屋我才看见戈扬阿姨披头散发，以手托腮正坐在那里沉思，木雕泥塑一般，以致于我进里屋来她都没发现，我叫了一声“阿姨”，把她吓了一跳，屋里死一般的寂静，我也被吓了一跳，有点不知所措。戈阳回过神来后，看出了我的紧张局促，马上强打精神，微笑着站起来摸摸我的头说：“你姐没在这里，和阿布出去玩了，给你块糖，再到前院去找吧。”面对一个冒冒失失的小孩子，戈阳暂时放下自己的痛苦思考，用双手将糖果递给我。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软奶糖，也是第一次受到一位大名人的郑重对待，直到今天还回味无穷。

文革中期的小青楼，左数第一人是作者，中间是周海宏。

阿红是著名诗人，《当代诗歌》主编，桃李满天下，同时也是作协中最具经济头脑的，粉碎“四人帮”后，《鸭绿江》文学编辑部搞了一个函授创作中心就是他的主意，那时全国文学热，函授学员最多时达到40多万人，仅糊信封批改学员作品就给大院每家每户创造了不少收入。我那时常写诗，也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水平，阿红对我一贯是“不吝赐教”。

阿红有3个儿子，都没继承他的事业，他的三儿子是我嫡亲姐夫，阿红对我更是关爱有加。曾经为我密授机宜，他告诉我说：“诗是可以摸出来的。”看到我大惑不解，阿红又解释说他在研究朦胧诗的时候，尝试着把名词，动词，形容词做成大量卡片，按照语法摸出几张排列成诗后，突然发现摸出来的诗和朦胧诗很相似，有的单句就很美，组合起来就更朦胧了，但是很难看出它要表达什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是个有趣的发现，阿红为此还写了篇文章。我一直想找机会得到阿红的真传，可惜年阿红先生已经作古，天上人间，“摸诗大法”也随他去了。

作协当年还有个奇人不得不提，此人是评剧创始人金开芳老先生的长子金良模。他本该成为一代名角，可惜他年少时对唱戏毫无兴趣，后来到作协从事行政工作。五七年反右时本来没他啥事，抓了几个右派后还差一个名额，因为那几个右派经常聚会吃饭聊天，金大爷不懂也不感兴趣右派们的谈话内容和政治见解，他就愿意预定饭局兼跑腿学舌顺便跟着搓一顿，就被凑数凑了个右派。他一开始根本不知道右派是怎么回事，还以为能和单复等大作家同为第一批右派挺自豪，在马路上见到诗人晓凡后就难掩兴奋发问：“你知道不知道省里发生的一件大事？”晓凡回答说：“不知道呀，什么大事？”金良模神神秘秘的说：“刚刚开会定的，还没正式传达呢，我当右派了。单复，范敬宜我们都是第一批的！”后来他才知道当右派还得下放劳改，悔不当初已经来不及了。他根本够不上右派，稀里糊涂当了个右派，比戏里的窦娥还冤。金大爷在小东农场劳动改造17年，人生能有几个17年呢？

金大爷的着装十分讲究，外面总是一身中山装笔挺，脱下衣服后里边衬衣往往很破旧了，后来有人发明假衣领后就穿假衣领，不管多热也不当众脱外衣。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公文包，里边必装一封没写对方单位名头的介绍信，需要到哪个单位办事时现添上对方单位名头，介绍信里边的内容是他提前写好的：“今介绍我单位金良模同志手持介绍信一封到你处联系工作事宜，请接洽。”金大爷的字很有特点，一是字大，二是写横的时候不拉直，要像波浪一样搞的弯弯曲曲，让人过目不忘，但这种字写起来速度很慢，好在金大爷不搞创作，只是写个介绍信而己，慢点也不怕耽误事。

文革初期大帅府正门台阶，穿背心的是作者。

金大爷还是个热心肠的人，对任何人都有求必应，以找人办事为荣耀。那时买火车票困难，南站有个贵宾室，金大爷说贵宾室的领导是他好朋友，有一次我拿着金大爷写的字条去找那位领导买车票，领导翻来覆去看纸条说：“这笔字我熟，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他老给我写条子。今天可以卖你一张票，但你告诉他以后别再给我写条啦。”我红着脸交完钱取了票，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回去和金大爷一讲，他哈哈大笑说：“好悬啦，马加同志是全国著名稀有作家，和省长同级，他一个小主任凭啥不给出票？”金大爷讲话经常跳跃性很大，哪和哪都不挨着，买票这事和马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可能是要表达他的后台很厉害也末可知。另外“稀有”也不能作为人的定词，可惜还没等我跟金大爷商榷，他老人家已经离去。呜呼哀哉！

金大爷是民主人士，但只要他知道作协要开会就主动挨个通知。当过新四军，以搞文学理论研究见长的陈岩不但擅长批评文学作品，也擅长批评人。有一次成心难为金大爷，问道：“你为什么总通知我们开会，你是民主人士啊。”没想到金大爷毫不介意，呵呵一笑回答：“我离你们的要求还差的很远，但我就愿意为你们工作。”陈叔本来想刻薄人，听到这话也没词了。下次开会时金大爷还是照旧一一通知，绝不误事。

金大爷每天上班去的最早，下班回家最晚，能不在家吃饭绝不在家吃，当然金大娘也不待见他，打右派那么多年，家里全靠金大娘卖冰棍领着一帮孩子艰苦度日，有他没他在家里都差不多。

金大爷喜欢热闹，爱出风头，越是人多的时候越愿意站在众人面前展示他的存在。有一年秋天，开全省文代会，主席台上领导刚刚就座准备开会，但见金大爷一溜小跑冲走到中间一位领导身边，冲着话筒大声说：“领导，你家买的白菜我全都安排人搬到楼上了。”不成想话筒未关，他对领导关于白菜的私密汇报瞬间传遍全场，引起哄堂大笑。金大爷也跟着大家笑，笑声最爽朗。

金大爷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却总想在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但在表现的过程中经常让人忍俊不止，有时也可能让人很生气。金大爷出身梨园世家，肯定知道人生如戏，难免悲剧的道理，但他仍然努力的按照喜剧在演，而且入戏很深，演得煞有介事。

“十年动乱”后期作协解散，一部分人到五七干校，一部分人插队到辽北及内蒙农村，院里的家属也全部被清理出大院，可能考虑到档案馆档案重要性还军管了一段。

后来成立了辽宁文艺创作办公室，马加任主任，我父亲与马老同时回到大帅府开始恢复重建工作，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恢复辽宁省文联，辽宁省作协，两个单位又都在大帅府办公，此时大帅府的三楼被一些从农村播队回来的干部家属都住着，美协王冠，影协孙田原，作协范程等都是院里常见的身影。

再后来文联作协搬出大帅府，省文化厅搬到红楼区办公。省图书馆搬至南塔，大青楼和小青楼作为张氏帅府博物馆对外开放。随着省文化厅搬至省政府院内，全部建筑都移交给了张氏帅府博物馆，张氏帅府博物馆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之三我在大帅府里的童年

大帅府共有四个门，当年四合院的门和东院北门基本不开。省图书馆走西院南门。作协工作人员和家属基本上走东门，东门是一个大门洞，现在是游客的出口，出门后就是赵一获的小红楼，小红楼建国后被分配给沈阳文史馆使用，时任文史馆馆长沈延毅和夫人郭伦办公住宿都在小红楼里。

“十年动乱”前的大帅府封闭得很严，把大门的师付认真负责，无关人员绝对别想进院，院内象个大花园，绿化的极好，法国悟桐，五角枫，白桦树，杨树，松树，榆树随处可见，丁香花，菊花遍地盛开。两座假山更是奇石怪景，据说都是当年张作霖投入巨资从全国各地采购来的，远看有的像尖刀，有的像利斧，还有的像瀑布，近前一看又什么都不像了。我们整日在假山爬上爬下，捉迷藏，玩打仗。假山下面那更是好场地，孩子们在一起弹玻璃球、打啪叽、跳皮筋，无忧无虑，乐不思蜀。院里还有两处篮球场，中部楼内还摆放一个乒乓球案子，六十年代时就有一部黑白电视，大家经常能看到电视节目。

然而这些快乐都被一张大字报打击得碎了一地。

记不得是哪一天，辽宁大学的大批小将涌进到大帅府，用大白纸写了幅对联贴在大门洞两侧，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紧接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在墙上，大青楼内外到处都是，我当时刚上小学一年级，还不能全部认识大字报上的字，只是东张张，西望望，内心里还挺兴奋。也有让我感到恐惧的事，就是小将们批斗沈延毅夫人郭伦。郭伦脖子上用绳挂着两双破鞋，几个小将抓住她的头发，把郭伦推来搡去，我正在看的出神，母亲从后面把我拉回家，厉声道：“以后不许看批斗会。”

虽然母亲不让看批斗会，但郭伦那双挂在脖子上的鞋却一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什么是破鞋呢？为什么郭伦是别的人不是？破鞋就应该被人打吗？我自己想不明白，也不敢去问别人。

过了几天外来的小将们刚刚消停，院内大字报铺天盖地的贴了出来，打倒作协走资派成了焦点。

我家当时住在小青楼一楼西侧，后来才知道那是五夫人寿氏的卧室，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后拉回大帅府就安置在这个房间。张作霖不治身亡后，为了等待张学良返沈密不发丧，一直停放许多天，张作霖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走完了他的一生。这事儿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小时候要是知道天天住在张作霖故去的房间还不知道被吓成什么样。

一天，我和姐姐正在家里玩耍，忽听外面有人大喊大叫，出来一看是韶华的二儿子海星，海星手持一把大扫帚，高声喊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边喊一边还用扫帚在地上左右划拉，仿佛满地都是牛鬼蛇神。这时已经有几个人站在院里看热闹，不知谁对海星说了一句：“你爸不也是牛鬼蛇神吗？”少年的海星先是一愣，接着下了决心似的点点头，然后一边继续扫一边喊到：“横扫我爸！”看热闹的人们有的留下来看笑话，有的皱着眉头走远了。

那时院里的大人们基本上分成两伙，一伙忙着写大字报，写文章批判走资派;另一伙则是被批判对象，忙着写检讨，挨批斗。大人们斗得自顾不暇，都没有心思再管孩子了，这让本来就自由放养的孩子们更像脱缰的野马，为所欲为。

学校号召“破四旧立四新”，我们几个“小兵”就学着小将们的样子，大青楼立柱上的浮雕就是我们视力所及的“四旧”了，低矮处能够得着的浮雕都被我们用斧头砸了下来，累的我们汗流浃背，灰头土脸，第二天上学校时还和老师汇报请功。

小青楼前面假山上有一个小凉亭，凉亭下面有一个洞，不知道谁胆大爬进去发现里面有一箱子弹和一把生了铁锈的左轮手枪。有一个铁门锈蚀了谁也打不开，据说这是地道门，能通到北站，其实只能通到边业银行而已。平均分配是那时大院小伙伴们的做事原则，我也分到了几颗子弹，学着大孩子的样子，用斧头把子弹头剁下来，子弹壳里的火药是米色一条一条的，比火柴还细，我们把它一根一根连排在石头上，用火柴点着一头，火药就像礼花一样闪闪发光，尤其晚上夜幕中更加璀璨夺目，长大后才明白：用斧头砸子弹时要是碰上底火，轻者弄瞎眼睛，重者搞出人命。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不由得暗自庆幸当年所有小伙伴都平安无事。

书籍也是“四旧”。到了“十年动乱”中期，大院里家家户户的书都被烧得所剩无几，饶幸保留下来的也被大人钉在箱子里不敢拿出来。可是孩子们太渴望读书了。诗人阿红的大儿子小锁发现了一个进入省图书馆藏书库的通道，就是顺着楼外铁制水溜子（楼体外雨排管道）爬到2楼，钻窗户进入书库。书库位于红楼群3座小楼的前面，楼的举架很高，爬上去时稍有不慎或铁水溜子脱落人就会摔到地下，轻则伤重则亡，我们却不知道危险所在，还乐此不疲。大院男孩们几乎都上去偷过书。

那时院里有两个孩子王，一个是肖贲家的谢海威，外号“猴子王，”他比我大十来岁，不怎么搭理我们这帮“小嗄豆子”。韶华大儿子周雁也是孩子头，他倒是不嫌弃我们又小又闹，闲的时候就带我们玩。周雁那时经常偷偷爬到书库里看书，据他自己讲后来恢复高考时之所以能考上北京邮电学院，就是那时连看带偷的结果。那个红楼群上面天棚都是互通的，周雁几次被人发现逃跑时都很危险，有一次还被卡在一处狭窄的通道里，差一点成了木乃伊。我们乘车的“小嗄豆子”也能分享到几本“小人书，”究竟是谁偷的现在也不得而知了。鲁迅假孔乙己之口说：“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深以为然。偷书为读书，是我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永不磨灭的读书经历。

韶华家的三儿子周海宏现在是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当年是比我还小的小屁孩，整天跟在我屁股后头。我母亲善良豁达喜欢孩子，所以海宏童年时经常住在我家，我俩合盖一床被，睡觉前我们总得有一场相扑比赛，母亲帮我们设计的一条白毛巾横着捆在腰间，另一条白毛巾竖着系在私处，这是两位小小相扑运动员的标准扮相，每次相扑比赛当然都是以他输我赢为结局，因为小时候差两、三岁力量差很多。海宏从小就特别聪明，会讨大人喜欢，海宏在我家的时候，母亲呵护他甚至超过我，给我们分吃苹果时总是海宏1人分得一半，我和姐姐2人平分其余一半，每人分得四分之一。母亲的理由就是：“他小，爸妈又没在身边，你要让着弟弟。”我心里嫉妒海宏，只能在晚上相扑比赛的时候给他来两下狠头的，以弥补我争宠不得的失落感。

中间是《李自成》作者姚雪垠，左为韶华

我当年傻玩傻淘，惹了不少祸。范程家的三女儿范蓉人如其名，出水芙蓉，小孩子也知道喜欢大美女，我骑着儿童三轮自行车专往人家身边靠，结果她躲闪不及脚被我撞了个大口子，上医院缝了一针，现在还留有疤痕，害得我母亲去人家赔礼道歉，帮助换药护理。于成全夫人尹阿姨和我母亲关系最是要好，两人指腹为婚为我和她女儿于勤约定了姻缘，我的小心眼里暗暗得意。有一天两位母亲站在台阶上聊天，我本想表达亲热，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就跑过去用膝盖顶了尹阿姨腿弯一下，她毫无防备，“咕咚”一声就掉到台阶下面摔骨折了，幸好母亲是医生，医院接骨上夹板，尹阿姨休养了3个月才又能下地走路，后来她女儿于勤长成了才貌双全的大记者却嫁给了别人，可能是尹阿姨嫌我太淘，暗地里单方毁了婚约吧。

“十年动乱”后期，作协一部分人举家下放到了内蒙昭盟，辽北铁岭等地农村插队劳动改造，一部分人到了盘锦五七干校，大院里的孩子们的美好岁月就此结束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省图书馆和作协为了安置家属，把小青楼前面的假山铲平，修了一幢6层L型家属楼，那也是个困难的时代，小楼建的极端简陋，外观奇丑无比，破坏了整个帅府的风貌。后来省图搬出大帅府后L型红楼就被扒掉了，恢复重建了假山，但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假山明显不如当年的贵气，因为当年山上的石头都是从全国各地运来的奇石，很多太湖石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张学良纪念馆既没有那样的财力，也找不到那样的东西了。

大帅府里面很多东西在日本和国民党时期还以军管的方式保存下来，建国初期也保护的不错，到了“十年动乱”，破坏丢失的最为严重，这段时间大帅府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浩劫。

半个世纪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这伙大院度过童年和少年的孩子们，应该是除了张氏后人以外在大帅府里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批人。在我的记忆中，大帅府岁月是美好和苦痛紧紧纠缠在一起的岁月，是在我生命年轮里刻上深深的烙印的岁月。

我总是愿意把生活拿回来想一想，追忆似水童年，感慨万千，唯有祈祷历史悲剧不会重演，惟愿子孙后代永远拥有美好的童年。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fz/48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