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朝老兵口述温爱亭朝鲜人民庆胜利敬酒,我
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年7月，朝鲜半岛战火熄灭。三年间，先后有约万志愿军入朝参战。年10月，最后一批中国志愿军将士从朝鲜回国。值此六十周年之际，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刊发一组志愿军老兵的口述回忆文章。
温爱亭老人摄于兰州中山铁桥，这是三军七师战斗过的地方。口述：温爱亭（山西籍抗美援朝老兵）采访：苏培英整理：苏培英时间：年8月19日我叫温爱亭，老家是山西省原平市东社镇城头村的。十七岁参军以前我主要是在家务农，小时候没怎么念过书。那时候日本人在了，我念了不到一本书，就种地了。虽然已经会写名字了，但是大部分字是在部队学会的。我家的成分是贫农，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我父亲偶尔会出去倒卖水果、麻之类的农产品，补贴家用。我们村年土改，年动员我们参军。那时候我们同川是八区，整个八区走了一个连，大的村子招兵四个，小一点的村子招兵两到三个。我们家有弟兄三个，必须走一个，那时候我哥还在太原，被阎锡山控制住了，我是老二，十七岁，比老三大八岁，所以只能我去，家里人都很伤心，为我担忧。当时村里跟我一起参军的有四个，大家都不太愿意去。毕竟那时候当兵就是把脑袋别在裤带上，生死难料，连去抬担架的农民都死了好多，十块白洋都很难再雇一个人了。我还听说当时有人害怕当兵，把指头切除了一段，还有人搬起小磨把腿砸断了，甚至有人把眼睛扎瞎了。我们几个先是到了邻近的朱东社村，然后去了下薛孤，训练了一个月。下薛孤的人就比较多了，全县的新兵都集合过来了，我在里面算年龄小的。一个月里开始是简单训练：出操、锻炼、跑步，后来慢慢地就教我们打枪，扔手榴弹。训练一个月后部队就带我们走了，有的去了华北，我们去了西北，归入西北第一野战军。因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们一个连差不多都被分到了三军七师的司令部，不用直接上前线。我去了通讯连，当了一名守机员，负责转接电话。开战以后门口还有站岗的，不让随便出去，毕竟打坏通讯员就没人接电话了，战场上通讯联络是很重要的。接电话需要眼疾手快，比如师长有电话了我就要赶紧转接过去；还需要有良好的记忆力，比如我跟某个人见过一次面，下次他打电话我就要听出来他是谁。一个连里电话班就有三个，一个班负责一个团的架线，如果线被打断了，我就要赶紧告诉他们去哪儿接线。解放战争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解放兰州，我们打了七天七夜，先开始是四军上去攻打狗娃山的国民党阵地，他们的侦察员没有侦察清楚，马鸿逵、马步芳在山上挖了地道，藏在地道里。我们的部队冲到半山腰时，他们突然出现了，“哗哗”，机枪手榴弹轮番上阵，四军伤亡惨重，都没办法转移。我们三军上去才把兰州打下来。我后来还专门去兰州看了下当时战场的地形。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在甘肃张掖高台县担任剿匪任务，五二年六月三军与一军合并，三军的番号就撤销了。我就成了一军七师通讯连的一名守机员。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从张掖出发，出发之前并没有被告知要去朝鲜,而是说要去东北换重装武器，武器从桥上过不来，所以要去东北。我们坐上卡车路过武威，住了一晚，就被送到兰州坐火车。当时的火车只通到兰州，我们坐的是那种“闷葫芦”车，拉货车，车厢里铺着干草，睡觉、上厕所都在车上解决。到西安下车吃饭的时候，党员在火车站站满了，怕你逃跑。到张家口的时候，连长居然逃跑了。就这样我们最后去了东北的丹东，到东北以后才知道要去朝鲜了，于是我赶紧写了一封信告诉家人。我们在东北集训了一个月，不管你是伙夫还是马夫，都要学会使用武器。当时的武器基本上都是苏联的，我那时随身带着的武器是步枪。入朝的时候天气已经冷了，我们穿上了棉袄。军装上、交换机上，各种能代表中国的东西都被拿了下来，我们要伪装成朝鲜人，甚至连绑带也不能打了，因为朝鲜人不打绑带。每个连里都有一个翻译，他教给我们一些基本的朝鲜语，比如问路，“那个地点到这有多远？”我现在还记得怎么说。入朝以后条件很艰苦，过了鸭绿江以后我们就一路步行。在到达轮换的阵地之前，我们只能睡在山里或者树林里，不敢在村里住。村里有许多朝鲜特务，他们一告密，敌人的飞机就来了，飞机轰炸很危险，有的炸弹下来都能把地下水炸出来。有的炸弹坑里一个连的人埋伏进去，都不容易被发现，你可以想象炸弹有多大。后来敌人为了对付我们，甚至还用上了细菌弹。接替了四十七军的阵地之后，我们司令部条件还算可以。住在打好的坑道里，点着大油灯来照明，从山上砍柴做成床。吃的穿的都是从我们国内运过来的，主食是馒头米饭，还能吃上带鱼、海带、鸡蛋粉、压缩饼干之类的食物，甚至还有我们郭县的萝卜丝，当然这些食品大部分是干制的。我们司令部在后方，伤亡率也比较低，普通士兵们牺牲的很多。伤亡惨重的时候死人是人摞人，只能用白布一裹，草草埋葬，连棺材也没有。有的尸首在敌人那方，就没办法找回来，战争结束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了。我们打仗一般是晚上打，趁敌人不备，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效果。打仗之前的侦察工作十分重要。我们的侦察员经常伪装成朝鲜人，在敌军那边唱戏或者放电影的时候，混进去，然后看哪个是首长，跟上他。一解散，口袋里的刀子一扎他，他就不能说话了，刀子上有麻药，那个人就只能走路，不能说话。然后走到没人的地方，一审问，就知道他是哪个部队的，有多少人，有什么武器，这样的话，我们打仗就心中有数，而不是瞎打。有时候我们也会政治瓦解敌人，在他们的铁丝网上挂上手表，或者是放上罐头，让他们拿，然后提供情报。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不干，后来这样做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朝鲜那时候是“九女守一男”，男的很少，够年龄的都去当兵，年轻的女的也要抬担架，看护病号。停战以前我没怎么跟他们接触过，停战后接触的相对较多了。我们还跟老百姓一起喝酒庆祝过，我们喝的是装在茶壶里的啤酒。我不爱喝酒，但是朝鲜的老百姓很热情，一杯接一杯地给我敬酒，硬是把我灌醉了，后来难受得我三天三夜都没吃饭。来到朝鲜逐渐习惯以后，我就不再想其他了，想着咱这个命牺牲到这里也算是为国捐躯，所以就得好好干，听从毛主席指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后来因为工作积极，表现突出，年8月9日那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就是年的时候朱总司令亲自带领一个慰问团来朝鲜慰问我们，给我们赠送了一些东西，我记得有茶缸，笔记本和一块小手绢，遗憾的是我没有保存下来。
温爱亭老人的复员军人证明书。年签订停战协议以后，战争并没有彻底结束，而是打一打，停一停。不过毕竟打得少了，所以主要工作成了加紧防御，我们还盖了一些木头房子，这样条件就比之前好多了。五五年实行军衔制以后，有了新政策，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参军，连长以下级别的，一律回国，因此我就回国了。我们一个师里一共回来一个团的人，都回到山西复员了，每人给了三百六十块的安家费。当时正赶上农业合作化，号召我们帮助农村，于是我终于回到了离开八年之久的家乡。与温爱亭老人交谈的过程，最让我敬佩的是他积极乐观的心态，老人家身体健康，走起路来连我这个走路不算慢的年轻人都有点赶不上。他每年还会出去旅游，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甚至还去过韩国。老人平时很喜欢看关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书籍。他的笔记本也让我印象深刻，除了记录有一些养生贴士和老人的个人经历外，上面还分别整理了山西省、原平市以及同川的“将军们”。
采访者苏培英与温爱亭老人合影。[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人民志愿军驻防朝鲜问题研究（-）”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年暑期社会实践学生自组团队“寻光者”访谈成果，指导老师田武雄，团队参与人：赵楚楚、史龙飞、方超、李瑞敏、赵静、朱浩颉、韩一苇、林小龙、马雯佳、田爱容、李扬、周敏、苏培英、向瑶、杨新茹、王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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