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战争后期,朝鲜半岛战火重燃,素来主张

壬辰战争（－），起自万历二十年（）四月丰臣秀吉率军大举进犯朝鲜，终于万历二十六年（）中朝联军的胜利。万历二十年四月，日本入侵朝鲜，明朝应朝鲜请求，派兵援助朝鲜。

次年二月，碧蹄馆之役后，明日两方都意识到这场战争绝无速战速决的可能性，因此一直到二十四年十二月，战争双方一直处于和谈观望的阶段；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因和谈失败，朝鲜半岛战火重燃。

一、朝鲜战火重燃

自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起，日本即“遺清正统领部将丰茂守等骑船二百余艘”，以加藤清正为先锋，由海路再次入侵朝鲜。十四日，先遣部队从竹岛进入朝鲜半岛，并与之前未撤出朝鲜半岛的日军会和，驻于机张。十五日，“行长等兵船自釜山外洋进入豆毛等浦不绝。”二月，“倭兵络绎渡海不绝，各营粮饷陆续搬运。”

登陆朝鲜半岛的日军越来越多，日军的粮饷也随之进入朝鲜半岛，随着时间推移日军的侵略野心暴露的也越发明显。加之，“二月初一，行长将釜山原住栅房采木修筑，内建最高楼，外掘三层濠，周围木栅为据久之计。”由日军掘濠建栅的行为可以看出，此次入侵朝鲜日本显然是预谋已久，且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实际上，即使是在四年和谈期中，朝鲜始终不认同议和能制止战争，因而朝鲜不但没有放松对日本的防备，而且仍试图以武力将留驻朝鲜半岛的日军驱逐出境。

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朝鲜就曾放火烧毁日军船只二十余艘，烧死日军三十四人。而对于日本的议和，朝鲜方面则认为是日本的缓兵之计，既是为了防止驻留釜山的日军被偷袭，也是为了拖延时间集结大军：“自知釜山形势孤弱，大贼未出之前，恐我国或乘其便，姑为是说，以縻我耶。”

也就是说，朝鲜推测到了日本会再次大举进犯：“日本虽有动兵之奇，二三月以后，东风始吹，其前则决不得出来，须趁贼未渡海之前，凡百备御，整饬而待之，可矣。”只可惜在朝鲜的推测中，日本不会在冬季大举动兵，因而朝鲜认为此时只需加强防御即可。朝鲜方面并没有做好日本的大举来犯的应对，在日本正月即大兵进犯时自然会当即陷入被动和慌乱。

虽然日本此时大举来犯对朝鲜来说较为突然，但因为朝鲜一直在谋划武力恢复朝鲜全境，在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的记录中即有“朝鲜国王李昖奏，乞将原调兵马于鸭绿迤西近边地方，暂行驻札，以为声援，并乞敕部裕饷，以为兵行之计。”的记载，希望明朝可以派兵驻守鸭绿江，并希望明朝筹饷备兵。

战前朝鲜也有“贼未及动兵，而当先发天兵，留屯鸭江，以备盗，可也。若贼动之后，告急而发兵，数千里之外，岂可及期来救乎？”的想法，希望明军屯驻鸭绿江畔以便随时支援。

因而在接到日军正月十三日、十五日接连发兵进犯的消息时，迅速做出判断：“今此倭贼，以我国之兵，决不能抵当……今次告急咨文内，当极陈贼兵之浩大，国势之危急。”当即决定向明朝求援。这也是明朝方面所记载的：“时朝鲜刑曹判书郑期远乞援。”

战争刚爆发，朝鲜就意识到日本此番必是大举进兵，朝鲜国力无法抵挡，因而当即决定向明朝求援。从朝鲜的角度来看，这一决定有其合理性。因为根据日本《岛津家文书》所记，丰臣秀吉调发各支大名总兵力达。的确是因战争而惨败且还未恢复的朝鲜无力抵挡的。

实际上，在明日双方和谈时，日本一直蓄谋再次进攻朝鲜，即使只从万历二十五年正月日本再次进犯这一史实来看，不认同议和可以真正制止战争的朝鲜的确比希望以议和来制止日本侵犯朝鲜的明朝要清醒。

二、明廷抉择

从明朝方面来看，在推进议和的同时，在九月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明朝也没有放松对辽东等沿海地区的防备。为此兵部多管齐下：首先，增加驻扎在旅顺的水兵，因为“辽左之势，倭犯繇海，旅顺为冲”，在朝鲜遭受侵略时，旅顺是辽东地区首当其冲的要害。同时，加强复州、金州、黄骨岛等地防御，并增派五百土兵，新筑一城，命名为镇江，来防御日本。”

其次，扬州等靠近江海的地方，增设一名游击，来抵御日本进犯。最后，对于朝鲜希望派兵驻扎鸭绿江畔的请求，明朝也予以回应，表示以三万明军为先锋，军队已到辽阳，不久就会到达鸭绿江。

明朝虽然没有放弃对日本的防御，但对于战争，明廷的主流意见是战事暂时平息，对日议和可以结束战争，从而稳定东亚格局。这也是明朝派出李宗城为正使、杨方亨为副使出使日本册封丰臣秀吉的原因。

实际上，在李宗城逃跑前后，明廷内部一直有不好看此次议和的声音，比如孙鑛、李化龙认为“倭情未驯……倭不识汉文，恐互相欺绐”，日本并非诚心议和，加上双方语言不通，可能会有互相欺骗的情况产生。

李宗城等赴日后，二人也有“册使李宗城等入营两月余，卒无定说，可疑一”的质疑。只可惜这些质疑并未扭转明廷议和的主流意见。李宗城逃跑后，副使杨方亨接替了他，面对杨方亨的奏报：“李宗城虽逃，倭情未改”，明廷再一次选择了相信。

万历二十四年十月，时为广东道监察御史的曹学程上《倭情已变封事宜停疏》，认为：此时三位赴日议和人员中李宗城出逃、沈惟敬被日所擒、杨方亨生死不明，明廷若一味坚持“倭情未变”、“封事可成”是自欺欺人，建议停止册封，结果却被“拿解来京究问”，由此可知明廷当时对于议和的坚持，甚至于无法接受反对意见。

实际上，在万历二十四年的冬天，日本即将大举兴兵的消息不时传来。十月，兵科署科事、刑科左给事中徐成楚上奏：中军杨贵、千总谢隆称“关白志不在封，要称兵内犯”。十二月，蓟辽总督孙鑛上奏：“朝鲜国王咨称，关白因朝鲜不遣王子致谢复欲兴兵，清正等今冬过海，大兵明年调进，乞要先调浙兵，驻扎要害，以为声援。”并且明廷中反对议和的声音并不少。

十二月，徐成楚上《御倭六议》，认为在朝鲜危急的情况下，己方应趁早做好战守准备，甚至应先发制人，从而巩固朝鲜和自身边疆安全。但在议和思想主导的影响下，加上辽东总兵官董一元、册封使杨方亨等上奏表示丰臣受封议和顺利，明朝始终没有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做出应对，而是认为虽要防范日本兴兵，但“不必过为张皇”，即使日本再犯的消息一再传来，明廷依然不相信日本会再犯，甚至被杨方亨蒙蔽，认为徐成楚等人兴兵北疆防范日本的建议是包藏祸心。

与其说明廷是因为相信册封使而被一再蒙蔽，不如说是明廷坚信封贡议和可以真正地制止战争，因而并不相信日本会再次大举进兵。因此，无论是自身防备还是对于朝鲜的防倭建议中，都可以看出只是例行防御、防止日本骚扰，而不是对日本大举进兵的防范。

因而在明朝史料一月二十五日的记录中，对于朝鲜的请兵也持反对态度，认为册封已成，日本不会再大举进犯朝鲜，即使有小股侵犯，朝鲜也可以自行防御日本，而不是只依仗明朝帮助。由此也可想象，在万历二十五年二月明朝骤然接到日本入侵朝鲜的消息时会是多么震惊。

实际上，明朝在战争前期的一系列行动也是有其可圈可点之处的。如果朝鲜击退日本使朝鲜保全宗庙免于灭国，选择议和也是从明朝内忧外患的国情出发，考虑到当时明朝前线在异地作战中面临环境艰难、疫病横生、粮草供应不力、士气低迷等等诸多问题而做出的实际选择，有其合理性。

在最初的议和中，如前期经略宋应昌所设想，议和只是权宜之计，“以挞伐为威，以许贡为权”，而且宋应昌主张留兵朝鲜防止日本再犯，“留守经也，封贡权也，守经方可行权，无经则无权矣。”

可惜在万历二十一年（）末，顾养谦接替宋应昌担任经略，主持明朝撤兵及对日议和事宜后，他主张封贡日本则可以彻底结束战争，并且在他的主持下，明军撤出朝鲜，留兵数额也一再减少。

撤兵一议在当时受到徐一贯等众多大臣反对，但还是能够得以实行，因在于明神宗迫切希望摆脱战争，顾养谦的“封贡日本以保和平”的主张自然比主战派“不留兵则朝鲜无力抵挡日本再犯”的意见要更为迎合神宗结束战争的心理。

本应作为缓兵之计的议和被明廷当做了真正的止战之策，使得明廷先是派出李宗城等人赴日册封，李宗城逃跑后又盲目相信杨方亨欺瞒下的“议和成功”。然而，实际上，明朝“许封不许贡”，不放开贸易与日本通商贸易的要求背道而驰，议和自然不可能成功。

只可惜明朝太过希望以一种和平的、没有国力消耗的方式结束战争，因而一再受到沈惟敬、李宗城、杨方亨等人的欺瞒，将虚假的议和成功当成现实。直到万历二十五年二月：“倭将清正领兵骑船二百余只……兵当不减二万余”的消息终于传入明朝，明廷才意识到议和失败，而在此时，之前并未提防日本再度大举进兵朝鲜的明朝又一次面临了抉择。

三、总结

在七年的壬辰战争中，中朝双方的协作是一个贯穿始终且非常重要和突出的特点。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因和谈失败，朝鲜半岛重新面临战争，明朝再次派兵援助朝鲜，并以邢玢为兵部尚书、蓟辽总督，经略朝鲜。作为战争后期明军的核心人物之一，邢玢在明军内部以及中朝协作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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