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朝鲜失控,杨得志李志民险同遭致命车

年10月5日，驻守在西安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兼陕西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维山、政治部主任陈先瑞接到毛主席签发的绝密电报：

杨李郑陈：限你部十二月五日前赶到津浦铁路山东兖州、泰安、滕县一线集结待命。

就在一天前，中央派来一架专机到西安，把彭老总接到北京去了。彭老总的汽车几乎和飞机同时到达机场，登上飞机一分钟没停就起飞了。到了北京机场也是一刻不停，汽车直接把他送到中南海。毛主席如此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考虑的问题只有一个，出兵抗美援朝。

杨得志与李志民

十九兵团前身是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华北二兵团，也就是著名的杨罗耿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此外还有杨成武担任第二政治位于，可以说是战将云集。到年，罗瑞卿已经是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长，耿飚被调到外交部工作，杨成武则是二十兵团司令员。华北二兵团在参加太原战役后便归到第一野战军麾下，追随彭老总解放大西北。

事实上，调十九兵团入朝作战，正是彭德怀向毛主席提出的要求。当部队按照指示开到山东兖州后，朱德总司令专门把杨得志跟李志民叫到北京面授任务。在中南海，已经64岁高龄的朱老总对他们说：“老彭从不向中央提什么样的困难和要求，但他提到了你们十九兵团。”杨得志也没有提出任何困难，只是问朱老总能不能到山东给战士们做一个指导动员。

朱德在山东兖州跟十九兵团领导合影

那已经是年12月下旬了，北方天气极其寒冷，感冒发烧的朱老总兑现承诺，来到了十九兵团，并深入到战士中间加油鼓劲。在这样一种热情高涨的势头中，十九兵团整装待发，只要中央一声令下，立马就能开赴朝鲜前线。

十九兵团在山东整训，眼看着就要开往前线，可“馋”坏了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许世友将军向来快人快语，他见到杨得志后，除了表示全力支持，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外，也不忘托杨得志给朱总司令带句话：“就说我许世友发牢骚了，打了半辈子仗，这还是第一次在后方筹办粮草。”

部队出发是在年2月3日，在天津停留时，杨得志跟李志民又一次被叫到北京，周总理当面强调了出国作战的纪律。也就是在那一次谈话中，周总理将杨得志跟杨勇、杨成武叫做“三杨开台”，表示要把“三杨”拿出去。

左起：杨勇、杨成武、杨得志

接受了周总理的指示后，杨得志、李志民以及郑维山、陈先瑞率领第十九兵团将士们，坐上了长长的、不被人注意的军列，沸腾着保家卫国的热血，奔向长白山麓，奔向鸭绿江边。然而，从跨过鸭绿江到第一次踏上战场前，杨得志司令员却接连遭遇两次严重事故，每一次都在生死边缘。幸运的是，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

第一次遇险发生在跨过鸭绿江的当天。当十九兵团赶到鸭绿江西岸的丹东时，战士们说：

“什么叫战火烧到了我们的门口？什么叫唇亡齿寒？为什么要抗美援朝？为什么说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到了丹东，到了鸭绿江边，我们全懂了！首长，我们过江吧！”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千军万马要过江又谈何容易！再说，等待过江、亟待过江的又何止是一个十九兵团，而连接鸭绿江两岸的运输动脉就只有一座鸭绿江大桥，这唯一一座大桥还处在敌人不断的疯狂轰炸之中，经常需要抢修。杨得志等十九兵团的领导，听到后勤部门关于运输困难的各种汇报，心急如焚。

经过多次勘察和协商，杨得志决定在鸭绿江大桥两侧架起了长长的浮桥，战士们不等火车，不坐汽车，全部徒步过江。六十三军和六十五军一左一右过浮桥，六十四军走鸭绿江大桥，兵团指挥机关乘几节制定的车厢过铁桥，全兵团分四路过江。

年2月17日拂晓，一列火车头把十九兵团机关乘坐的四节车厢送到了定州南边的山洞里，为了避免遭到空袭，他们要在山洞里等到傍晚才能继续前进。好不容易等到傍晚，车厢“咣当”一声缓缓而动，渐渐驶出了山东。大家在山洞里蹲了整整一天，朦朦胧胧间感觉到车厢不是被车头拉着向前走，而是在向后退。

就在大家恍惚间，车速突然加快，车厢明显向后倾斜，小桌子上的茶缸、军用水壶之类的东西纷纷滑落在地，相互撞击叮当乱响。人也前仰后翻，抓住座位也很难坐稳。兵团作战科副科长余震急促地跑到杨得志和李志民身边，说道：“糟了！我们的车厢没有车头了！”

杨得志用力扶着座椅靠背，向窗外望去，果然没有看到车头，车厢顺着山坡，风驰电掣般向后面滑去。李志民大喊：“拉制动！”好几个人随着喊声拥向车厢一头的制动闸，但由于车厢下滑的速度太快，制动闸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车厢里坐的都是十九兵团的指挥人员，都是身经百战，片刻的忙乱之后，很快就恢复了镇静。李志民看了一眼杨得志和郑维山，说：“怎么办？”郑维山向来作战勇猛，此时也表现得十分果敢，当即回答道：“跳车，组织跳车！”杨得志司令员却要冷静得多，赶忙制止：“不行，车太快了！”

左起：十九兵团政委杨得志、主任陈先瑞、副司令员郑维山、副参谋长康博缨、司令员杨得志

车厢还在迅速地滑动，持续十多分钟后已经进入了定州火车站，大家往窗外一看，吓了一跳，迎面正停着一辆货车。刚刚冷静下来的大家，心又悬了起来：一旦与火车相撞，必定是车毁人亡啊！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月台上一个小男孩如离弦之箭一般跑了过来，迅速扳开道闸，刚刚还在疾驶的车厢转到另一条铁轨上，缓缓地停了下来。大家悬着心总算放了下来。杨得志跟郑维山第一时间跑下车，看着眼前这个只有十三四岁的朝鲜男孩，连声道谢。

这位小男孩穿着很是破烂，小脸小手被冻得通红通红的，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胸前斜挎着一支比他矮不了多少的美式冲锋枪，完全是一副成年人的面孔和姿态。这位小男孩不懂汉语，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走过来告诉杨得志跟郑维山，这位小朋友是替哥哥在这里当扳道工，还兼着车站的警卫工作。这个车站的全部工作大都是由妇女和儿童承担的。

直到八点钟，车头才追上来，重新挂好车头，十九兵团指挥机关告别小扳道工，又踏上了前进的路程。惊魂甫定，喜欢吟诗作赋的李志民随口作了几句诗：

想起此事头发懵，无头火车擅自行，出师未捷先遇险，一险引得百人惊。

李志民正在琢磨后面的句子时，郑维山接上两句：扳道工人好机警，指点列车定州停。

在李志民跟郑维山的鼓动下，杨得志当场也续了两句：遇险非险凶化吉，战场协力建奇功。

杨得志、李志民、郑维山不愧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刚刚遭遇如此大的险情，很快就能坐下来吟诗作乐。其实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又有哪一个不是冒着生命危险，为新中国无私无畏的奉献呢？

火车行驶到半夜，前面的轨道被敌机炸毁，为了争取时间，杨得志司令员带头，大家都换乘汽车继续赶路。地形不熟，语言不通，还要跟空中的敌机“打游击”，直到2月20日，一行人才到达临时集结地殷山西南里，安营扎寨。几天后，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回国汇报途中专门拐到西南里看望了杨得志等兵团领导，让他们先安顿后，等着打五次战役。

4月6日，杨得志跟李志民到志愿军司令部开会，在彭老总那儿接受了作战任务。就在两位将军赶回十九兵团驻地的途中，遇到了第二次险情。

杨得志跟李志民分乘两辆车，杨得志所在车上除了司机外还有两个警卫员郭长荣和段友荣。道路虽然难走，车速仍在五十迈以上，虽然是夜间行军，也经常会碰到敌机的轰炸。为了防止遭到空袭，他们把吉普车的蓬盖去掉，郭长荣和段友荣负责观察敌机。

车刚走到一半，两位警卫员几乎同时喊道：“有敌机！”不一会就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司机李根忠经验丰富，很快就判断：“是挂灯笼的夜航机。”说着脚下一踩油门，又加快了车速。敌机抛下来几颗照明弹，黑夜瞬间被强光照亮，杨得志看到前面有一辆卡车，正迎面开过来，风驰电掣。

杨得志“不好”两个字还没有说出口，卡车已经撞上了吉普车，发出山崩地裂一声巨响。杨得志跟警卫员郭长荣、段友荣同时被甩出去十多米，司机李根忠胸口被方向盘顶住。跟在后面的李志民赶紧下车，跑过来看看什么情况。两位警卫员很快就爬了起来，司机稍微缓一缓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唯独杨得志却昏迷不醒。

李志民走到杨得志身边，半跪在地上检查伤情，警卫员郭长荣将杨得志扶起来靠在自己身上。过了好一阵，杨得志才艰难地睁开眼，抓住李志民的手，费了好大劲才站起来。李志民赶紧让他活动一下手脚，看有没有受伤，杨得志除了钻心的疼痛外，手脚并没有断，李志民才稍稍放下心来。郭长荣还是很担心，在一旁抽泣，杨得志忙对他说：“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嘛！”

杨得志缓过来后问其他人都怎么样了，李志民告诉他都没有大伤，但确实很危险，吉普车的保险杠都撞弯了。这时，段友荣抓着一个战士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正是肇事的卡车司机。段友荣气呼呼地推着司机往前走，嘴里还嚷着“我枪毙了你！”杨得志却并不生气，首先问司机“受伤了没有？”

原来，卡车司机也是十九兵团的一位战士，由于连续行军而犯困打了会盹，这才发生了这起车祸。司机经过这一撞也清醒了，见自己撞了首长非常害怕，主动提出要送杨得志回去，然后自己做检查。但杨得志并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坐他的车，而是直接让他走了。段友荣看着司机走了，还问杨得志：“就这么让他走了？”

卡车司机走后，杨得志坐到李志民的车上先走，留下司机李根忠和两位警卫员在原地等着车来接。李志民在车上又开起了玩笑：“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杨得志听了也是哭笑不得，忙说：“不求多福，但愿别再来一次吧。”

回到兵团驻地，杨得志跟李志民将志司的作战部署传达下去，率部参加第五次战役和秋季防御作战。年夏起，杨得志先后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参与指挥上甘岭战役。年，杨得志从朝鲜回国。年，68岁高龄的杨得志指挥云南方向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保家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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