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战争朝鲜失守,是否与其未送达的三封信
引言
以不足千人的部队,承担起防守汉城这一不可能任务的都元帅金命元,在无奈弃守汉江后接到朝廷命令,让他尽可能多地募集兵力,在五十公里以北的临津江布置防线。临津江是日军进军中国的下一个障碍。分散于各地的朝鲜军队,奉命在临津江集结。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他们陆续抵达江北,朝鲜军队的总兵力达到万人,其中包括副元帅申恪、在尚州被小西行长第一军击溃的李镒和此前负责防御北上汉城的关隘竹岭的刘克良。与此同时,宣祖和随行的大臣们暂时停留在距离临津江只有几小时路程的更靠北的开城。年6月11日,由于对逃离汉城的批评之声渐多,宣祖为了平息众怒,不得不罢免最高文官领议政李山海,将其流放。
此前官职仅次于李山海的左议政柳成龙升为领议政,崔兴源成为新的左议政,尹斗寿升为右议政。当天晚些时候,宣祖出面慰谕百姓,下旨允许他们陈情。国王觉得自己需要这么做,因为他知道百姓心怀不满,不满朝廷没能意识到日本的威胁,不满宣祖放弃汉城,御驾离城时的叫喊声和辱骂声,以及离开后旋即开始的纵火和抢劫便是明证。有消息称,国都里的商人已经重开店铺,和敌人做起生意,能够看出日军的安民告示显然起了作用,他们声称自己来朝鲜只是为了从残暴的国王手里解放受压迫的人民,无意伤害任何人。
宣祖听后大为震惊,将其视为自己的百姓背叛国家,同敌人沆瀣一气的例子。但这也是对朝廷,实际上是对他自己的惩罚,他必须着手处理。百姓陈情时,一人跪在宣祖面前,请求他赦免流亡中的西人党首郑澈,将其官复原职。郑澈曾经是左议政,年因为提议立世子而被宣祖罢免,西人也因此失势,将政权拱手让给东人。
宣祖当时因为郑澈反对自己所提的世子人选而大发雷霆。不过,他现在急于讨好百姓,因此同意了请愿者的要求,从流放地召回郑澈。当时获罪的西人一同被释放并得到叙用,领议政柳成龙遭到解职。不到一天,政局再次翻转,崔兴源成了领议政,尹斗寿升任左议政,俞泓被任命为右议政。罢免柳成龙显然是为了保全宣祖的颜面。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柳成龙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要负责为明军的到来做准备。次年1月,他被任命为战时特别设立的都体察使,监督全国军务。
年12月,崔兴源因病辞去领议政之职,柳成龙官复原职,直到年战争结束。46月13日,宣祖和世子光海君率众人继续北上,一路不停,逃到平壤。他们于16日到达城外,在三千甲士的护送下入城,进入安全之地。经过一周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宣祖和随扈大臣们终于安定下来,稍有余力能够评估一下当前局势。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的局面,那就是绝望。
日本人已经占领半岛南部,汉城已落入敌手,根据以往的进军速度判断,日军很快会渡过临津江来到平壤。因此,如果明朝援军不至,朝鲜亡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很可能撑不到年末。在遭受入侵的最初几天里,汉城朝廷围绕着是否向明朝求援,展开了漫长而尖锐的辩论。持反对立场的大臣们担心,这会给朝鲜带来负面影响。首先,这意味着将主导权交给明廷,没有任何一名大臣盼望如此。
虽然朝鲜名义上是明朝的属国,但它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不想失去处理发生在本国国土上的事情的权力。为援朝明军提供给养的负担也非常沉重,这会消耗政府的资源,留给本国军队的给养会随之大幅减少,进一步损害朝鲜的防御能力和自主权。除此之外,新任命的左议政尹斗寿还指出,明朝派出的援军很可能来自与朝鲜接壤的辽东,他们因军纪不佳而恶名昭彰,结果反倒可能弊大于利。
在战争初期,由于类似的担心在汉城盛行,第一批前往北京的使臣仅仅告诉万历皇帝日本人侵朝鲜,而没有提到求援之事。但是随着日本人逼近汉城,支持向明朝求援的意见渐成主流。最重要也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汉城朝廷痛苦地意识到,如果明朝不尽快干预,整个朝鲜可能都会被日本吞并。
不过,恐惧并不是促使宣祖和大臣们转向明朝的唯一原因,他们越来越担心国内可能发生民变。长久以来,苛税、党争和无能且滥权的官员一直是朝鲜的顽疾,壬辰战争使大众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全面爆发,百姓指责政府是造成当前灾难的元凶,官民矛盾加剧。因此,向明朝求援的决定,不仅是为了从日本侵略者手里保护朝鲜,也是为了支撑现在名誉扫地的统治精英,宣祖和他的大臣们可以从明朝那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在国都失陷,王室和大臣们接连撤到开城和平壤之后,朝鲜朝廷再次遣使前往北京,这次是请求明朝派遣援军。明廷并没有立即做出回应,于是朝鲜先后四次遣使前往北京。此时的明廷感到困惑和怀疑。首先,明廷不清楚朝鲜的现状。他们不知道当前的战争是否真的是朝鲜政府所宣称的大规模侵略,抑或只是汉城朝廷对规模大过往常的倭寇骚扰反应过度,中朝两国在过去百年间皆饱受倭寇之苦。
这个问题最终得到澄清,明廷确信敌军人多势众,不容小觑。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秀吉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他确实是像朝鲜人所说的那样,想要征服中国?还是他只是想征服中国的属国朝鲜,而朝鲜为了求援夸大其词?如果他的目标确实是中国,朝鲜人是确实不知情,还是秘密参与其中?第一批朝鲜使臣向北京报告日本入侵的消息后,明朝廷便开始怀疑朝鲜在秀吉的侵略计划里扮演着秘密角色。
他们之所以会起疑心,主要是因为日本人在半岛的进军速度快得匪夷所思,他们只用了二十天时间,便走完了从釜山到汉城约四百五十公里的路程。中国人怀疑,如果没有朝鲜人的积极协助,日本人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向中国推进。与朝鲜接壤的辽东巡抚派人到平壤调查,同样疑心重重的明廷也派出官员渡过鸭绿江。他们的结论是,朝鲜人正在拼死抵抗日军的行进,成千上万的士兵已经阵亡,他们没有任何可能有损天朝的行为。
于是,明廷终于相信了“小中华”的忠诚,态度发生变化,明朝的战争机器开始全面启动。不过,此时已是8月,距离第一批日军士兵登陆釜山已经过了三个月。明朝廷的困惑和疑心,部分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对朝鲜的求援做出回应,而且最初派遣的援军规模很小。不过,这不是全部。在年夏,明廷还有其他值得担心的事,其中最令它头疼的是宁夏之役。当年早些时候,在日本入侵朝鲜两个月前的3月,中国西北边境的一名军官率部叛乱,杀死宁夏巡抚,逼总兵官自尽。
兵变的理由是没有领到军饷,这个问题早在明朝前期便已经开始出现,而且由于洪武皇帝建立的屯田制慢慢瓦解,募兵逐渐增加,明朝国库越来越难以支付他们的军饷,因此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欠饷在过去曾引发过不满,但是这一次情况完全失控。当地的蒙古酋长哮拜参与叛乱,并被推举为叛军首领(哮拜世居宁夏,嘉靖年间降明,因屡立战功被封为游击将军)。
于是,单纯的军士哗变发展成蒙古人的叛乱,很快震动全陕,长城之外草原上的河套蒙古人也加入其中。这一幕使当地官员非常难堪,因为酿成大祸的军士哗变,可以说是因为他们处理地方事务不当而引发的。在呈送北京的奏折里,他们试图贬低军队的角色,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哮拜和河套蒙古人。这个说法听起来是可信的,和蒙古人的边界冲突司空见惯,而且确实值得担忧。明廷没有被它骗过,不过也只能无奈地将其认定为官方说法,因为公开承认自己军队的叛乱致使一省动荡,将会暴露帝国危险的弱点。
明廷开始平叛,派军队前往西北,朝鲜使臣正是在这个时候前来求援的。明朝的军力并没有其已经过时很久的兵部名册所显示的那么强大,在年夏,它的兵力不足以同时应付两场战争。国内叛乱显然更加急迫,需要优先处理。实际上,直到年10月宁夏之役结束后,明廷才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回应日本人的威胁,集结大军援助朝鲜。由于大量军队被用来平定哮拜之乱,而且朝鲜的情况仍然暖昧不明,因此中国最初只能抽调一支千人的部队,保护一退再退的宣祖。
年7月,参将郭梦征和游击将军史儒率部开始向困境中的半岛进发。在黄海对面,日本侵朝军先锋在汉城休整两周后,准备再次上路。6月25日,在重新开始向中国进发两天之前,指挥第一军的小西行长和宗义智派人北上给宣祖送去一封信,表示希望恢复两国间的和平。信的大意如下:太阁想要假道伐明,但我们这些日本将军不过是奉命来到朝鲜,其实并不想远赴千里之外的中国。
因此,我们想先和贵国和解,再请你们居中调解,让我们和大明修好。如果贵国恳请中国同意中日和好,那么三国可以共享和平,这是至善之策。不仅我们日本将领可以省去大麻烦,人民也可免遭茶毒。这是我们日本将领的一致想法。这并不是开战以来小西和宗义智给朝鲜朝廷送去的第一封信。
战争爆发不久东莱失陷后,他们曾经交给蔚山郡守一封内容与此类似的信,让他转交给汉城政府。蔚山郡守害怕自己被俘然后又被释放的事实如果被人知道,有损声名,因此谎称自己是从日本人手中逃脱的,完全没有提及信的事。到达汉城中路的中点尚州后,小西和宗义智再次尝试向北给汉城送信。像之前一样,他们把信交给一名被俘的朝鲜人。
结语
第二封信写道:“蔚山郡守在东莱被俘,我们在释放他时交给他一封信,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如果你们想要和平,就让李德馨在二十八日(年6月7日)在忠州和我们会面。”(李德馨在战前曾经负责接待赴朝鲜的使臣宗义智,因此在日本人中间很有名。)这封信被送到汉城,蔚山郡守面上无光。由于当时的情况非常绝望,即使只有一丝希望,朝鲜人也准备尝试。因此,李德馨南下忠州,打探日本人想要什么。不过,他在到达忠州之前得到消息,申砬的部队大败,忠州已经失陷,于是他返回了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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